作者：战玉冰

　　《时见疏星渡河汉》是王侃教授最新的一本文学批评集，从书中收录各篇文章文末所标注的首发时间来看，这些文章主要集中在2013—2023年，可以说是一个学者十年学术历程的积累和见证。

　　书中内容分为四辑，其中颇见设计与编排上的用心：“辑一”是“作家论”，逐一分析王安忆、张炜、余华、莫言、李洱等当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作家，努力在作品与生平、文本与历史、叙事与事件之间探寻“读文”与“读人”的秘径；“辑二”是“作品论”，其中既有对《绿化树》《蝴蝶》等经典作品的重读，也有站在第一现场关于范小青《我的名字叫王村》、钟求是《等待呼吸》等新作的评议；“辑三”主要是对一些重要文学现象与议题的讨论，比如文学与音乐的关系、现代性与女性主义之间的张力、新媒体时代的文学，以及文学中的历史与记忆等；“辑四”则进一步深入到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的纵深之处，其中诸如对中国新文学的“内源性”、性别写作的局限、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关系、关于“强制阐释论”的辨析等篇目，点面结合、史论兼具，尤为精彩。

　　从上述对于全书四辑内容的简要概括中不难看出，《时见疏星渡河汉》一书所涉面向之丰富与驳杂——从中国当代文坛上最重要的作家到最新出现的作品，从鲁迅研究中的核心命题到“数字时代”的文学发展前景，从西方时髦理论到中国古典传统，从五四启蒙到人工智能……我们很难以相等的知识广度和深度来对其中的所有议题都一一展开对话。因此，不妨芟繁就简，选择书中所讨论的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性别议题、史料问题与中国“内源性”问题稍加引申。

　　首先，王侃对于女性文学的研究自有其多年以来的学养积累，据全书“后记”中的访谈文章所示，其博士论文阶段便已经开始关注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小说的主题与叙事，而他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的话语系统研究”也是关于这一领域。沿着这一方向，王侃撰写了大量代表性论文，本书所收录的《散论作为女性作家的王安忆》《反自由的性别》《反启蒙的性别》与《反现代性、阶级分析与“后人类”——当下性别写作研究的理论检讨》等篇目皆可以放在这一范畴之中进行讨论。比如在讨论王安忆时，王侃一方面并不回避王安忆作为女性作家的性别身份；另一方面也充分肯定了王安忆在关于历史与欲望的书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更重要的是，王侃还进一步指出“历史书写与欲望叙事是两个在当下女性写作中最具意义的写作风潮”，这就由作家个案研究拓展到了文学现象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的层面，获得了更为宽广的意义。又比如在面对女性主义理论与相关文学写作时，王侃不仅能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敏锐洞察到现代性话语中所谓“自由”与“启蒙”的神话之于女性主义本身的潜在危机，提出“反启蒙的启蒙”等相关主张，还能反过来看到单一使用女性主义理论与书写维度所可能面临的局限，特别是在处理现代性、阶级与“后人类”等相关议题时。这一点，更是连带着作者对于20世纪90年代整体性的深刻反思，或者说是一种特殊路径之下的“重返90年代”。

　　其次，王侃对于余华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享有盛名。特别是其对余华“文学年谱”“集外文存”与“少作”等相关研究更是独树一帜。本书所收录的《别裁伪体亲风雅——论余华的“集外文存”及其相关的文学问题》《请君为我倾耳听——音乐与中国当代小说的叙述实验》《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论的史料内隙——从两件往事说起》等文章都可以视为王侃“余华研究”中部分成果的呈现。但本文并不想对“余华研究”本身展开讨论，而是想由此出发来看王侃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对于史料意识的强调。这种看似“另辟蹊径”的讨论并非跑题，甚至我们可以反过来说，王侃“余华研究”的学术意义并不局限于余华及其作品，而是为如何展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某种范式和启发。比如在《别裁伪体亲风雅》一文中，王侃对余华早期少作和集外文存进行钩沉，目的当然不是仅仅关注余华年轻时还写过什么，而是借此更为清楚地呈现余华接受川端康成、卡夫卡与福克纳影响的轨迹，由此才可以更好地解释看似横空出世的“先锋文学”，其背后真正的内在原因和理路。又比如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论的史料内隙》一文中，关于余华的部分也是借一次具身性的“夜谈”，引出我们该如何理解《活着》《兄弟》与余华早期“先锋小说”之间关系这一重要文学史问题。在我们以往刻板的现当代文学教育中，距今时间较远的“现代文学”“十七年文学”一般属于“文学史”研究的范畴；而离今天较近的“新时期文学”，乃至“新世纪文学”则似乎更适合采用“文学批评”的方法与态度。王侃通过对余华这一当代作家的个案研究，其实是在展示如何将当代文学研究充分历史化，如何在研究中运用史料来获得新的认识与结论。往更深一层来说，这其实也是在努力弥合“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之间长久以来的割裂状态，而从书中的文章标题（“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论的史料内隙”），我们不难看出，王侃已经洞察到这一问题的存在，并试图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将问题进一步明晰化。

　　再次，书中《文学史的起搏器——略谈中国新文学的“内源性”》《理论霸权、阐释焦虑与文化民族主义——“强制阐释论”略议》两篇文章都涉及对西方理论与中国文学之间关系的反思，理论性也都较强，体现出王侃在史料挖掘与文本细读之外，还有着相当出色的理论修养。限于篇幅，本文这里并不试图回应这两篇文章中所讨论的具体内容，而是想借王侃在文中所指出的中国“新时期文学”相当程度上源生自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经验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即所谓“内源性”问题，略作引申。这一主张虽受到余英时、商伟、赵园等学人的启发，但将其应用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相关领域，就可以更好地回应关于中国当代文学中所谓“横的移植”和“纵的继承”之间的复杂关系。甚至启发我们从这一角度出发继续思考当下“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等文学现象的发生，其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内源性”成因等。

　　最后，纵观全书，王侃对于文学批评与学术写作有着充分的文体自觉，正如其在“后记”中所自陈，全书所收录的文章皆属于“学院派”批评的范畴，如何在“学院派”文章中避免“学院的可鄙面孔，以及死魂灵的腐败气息”，是作者高度警惕和努力避免的写作倾向。而本书最终的呈现结果，正如全书标题“时见疏星渡河汉”所示，在当代文学的长河中敏锐捕捉到了最为闪烁、耀眼的点点星光；同时全书的写作本身，也散发出批评文体自身的魅力和光芒。（战玉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