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芦川

　　话剧《向延安》改编自海飞的同名谍战小说，是一部深刻描绘革命年代人性与信仰的作品。该剧以1937年淞沪会战后的上海为背景，讲述了向家三少爷向金喜从一个玩世不恭、酷爱厨艺的富家子弟，逐步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隐蔽战线革命工作者的故事。

　　如何将原著二十六万余字的叙事篇幅浓缩到近三个小时的舞台呈现，既要兼具文学性与戏剧性，还要创新表达？导演李伯男表示，“在话剧《向延安》中，我一直在寻找打开剧本叙事结构的钥匙。总体来说，这部剧是‘兼工带写’的，局部要‘工笔’，整体上则要‘写意’。空间、表演、人物细节的写实，和整体气质与舞台表达的诗性，需要不断调整和平衡。”在改编过程中，导演采用“兼工带写”策略，将原著的文学性与话剧的戏剧性进行了完美融合。该剧最引人瞩目的是矗立于舞台中心的一座宏伟而写意的钟楼。作为全剧灵魂的象征与情感的寄托，钟楼见证着无数先驱者为了理想而前赴后继的壮丽篇章，也默默地守护着那些珍贵的记忆与故事，让它们在时间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向延安》的故事发生在旧上海，时间则从抗战一直延续到解放后。为了有效呈现旧上海复杂的社会形态及历史冲突，该剧设置了“向家”这一完整的叙事单元。在这个向氏“小家”里，父亲向伯贤是小资本家，大哥金山是地下工作者，大姐金美是革命作家，姐夫国良是军统“飓风队”成员，二哥金水是76号汪伪行动队长，三弟金喜在经历生活的变故之后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表面上看，将身份各异的社会角色聚集于“向家”似乎过于戏剧化。然而，多元的人物身份和复杂的情感纠葛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绝佳隐喻。话剧以向家为叙事的“场”，既表现出民众生活的复杂、纠缠的性质，又折射出当时中国这个“大家”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及各方势力的斗争与较量，匠心独具，可圈可点。

　　李伯男认为，“《向延安》像一首叙事诗”，在将小说搬上舞台的过程中，着力将文字中的“诗性”搬上舞台。“沿着无尽的山梁和奔腾的河流，我们到延安去！”剧中，革命女诗人向金美的诗歌《到延安去》成了该剧的灵魂，表现了革命者刻在血液里的精神与梦想。同时，话剧的旁白也使用了原著优美的文学语言。当然，除了崇高的革命语言和诗意的文学语言外，《向延安》的舞台上还有来自不同阶级、地区、身份的各种声音。比如，“栀子花、白兰花”的叫卖声，外滩的枪声，百乐门的舞曲声以及流行与古典交织的配乐，这些兼具摩登与悲怆气质的声音，共同演绎着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腔调”。

　　海飞强调：“《向延安》其实是一个关于理想和青春的故事，我们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该剧塑造了向金喜、罗家英、程浩男、李大胆、邬小漫、黄胖等进步青年的群像，折射出乱世浮沉中平凡青年的生活样态。他们都是在梁启超“少年中国”振臂一呼中受到感召的中国青年，在亡国灭种的巨大民族危机和国家危机中，他们接受身与心的改造，最终走向了延安。在这个意义上，此剧显然是一首青春之歌，在充满感染力与创造力的舞台上，传递“你已无数次抵达延安”的无尽震撼。

　　在这群青年中，主人公向金喜原本是最不起眼的一个。他是向家的三少爷，酷爱厨艺，个性天真烂漫又玩世不恭。起初，他只是因为爱慕青梅竹马罗家英，才决定前往延安。在经历了生存与理想岔路上的挣扎和抉择后，向金喜终于成长为一名隐忍坚定的真正革命者。其中最能触动向金喜的，就是他目睹武三春牺牲的一幕。海飞在创作谈中这样阐述武三春的牺牲对金喜成长的意义：“他牺牲在了金喜的面前，并且震撼到了金喜，才使得金喜起初微薄的信仰被点燃。”对于向金喜来说，武三春的牺牲让他意识到：为了革命理想，有人甘愿付出所有包括生命，并在奋斗的过程中获得生命的意义。在这一刻，金喜决定放弃去延安，成为一名以厨师身份卧底在松田家的地下党员。

　　在《向延安》中，向金喜是众多“牺牲”的见证者，所有连绵不断、各不相同的“牺牲”都在震撼、引领着他，让他甘于为信仰而隐于凡尘，勇敢努力地“活着”。在一连串的牺牲里，个体精神与集体信仰彼此回响，年轻追光者于烽火岁月中绽放的诗性光芒，谱写出一阕荡气回肠的青春之歌。

　　正如武三春牺牲之前对向金喜发出的灵魂之问那样——“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延安！延安难道是一个地名吗？是山头上的一座宝塔吗？是你们这些热血青年向往的地方吗？延安，是一个事业的开端，而这份事业需要有人去做！”《向延安》不仅是一部关于革命与信仰的红色作品，更是一部关于青春与成长的青春颂歌，能够跨越时空长河、照亮人生之路。它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年轻人的理想与激情，感受到了他们在乱世中的选择与坚持。（汪芦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