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　培

　　《胡阿姨的花园》是潘志琪导演又一部将镜头对准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纪录电影，继今年6月获得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纪录长片奖之后，又入围了第29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和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等，并于近期亮相第37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金鸡国产电影展。

　　历经九年的拍摄，潘志琪导演以其别致的观察视角，在讲述这个关于爱与救赎的故事的同时，完成了对人物精神世界的外化、个体与群体关系的描绘和城市空间及其变化的构建。

《胡阿姨的花园》海报

　　花园——外化的精神世界

　　2012年春，胡阿姨第一次出现在影片画面里。胡阿姨名叫胡光荣，曾在重庆十八梯开了一家特别的旅舍，这里每晚的住宿费只需3元。多年来，胡阿姨靠捡垃圾、卖废品勉力支撑着这方小小的天地。这些垃圾除了可以卖钱，还在她的手里变成了一处风景——她用拾荒捡来的各种物件打造了一个花园，破损的塑料模特是花园的平安卫士，装饰的拉花上盛满了对儿孙的祝福……看似破烂的“垃圾堆”承载着她对幸福生活的愿景，也抚慰了患病抑郁的儿子少斌和旅店的住客们。

　　随着十八梯拆迁改造的推进，胡阿姨的旅店和门前的花园已不复存在，她也搬去与儿子少斌同住，在儿子家门口，胡阿姨又用捡来的花草和玩具重新建起了微缩版的花园。

　　至此，花园已成胡阿姨精神世界的外化，代表着她的人生态度：在困境中依然保持着不被压倒的坚韧和乐观，并且执拗地寻找每一丝美好与希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胡阿姨更像一个理想主义者和生活艺术家，用艺术的方式去构筑自己的内心世界，进而温暖她的儿子、房客等那些和她一样囿于困顿的失意者。片中的花园也逐渐演变为影片中最重要的意象，即在生活废墟中绽放的一朵铁做的花。

　　胡阿姨——群落关系的网结

　　影片除了详细展现了九年来胡阿姨生活中的种种细节，更细致地描绘了她与周边各色人物的关系，以胡阿姨为中心，形成了对重庆这座城市中一个特定群体的观照。

　　和胡阿姨有来往的，有一起捡垃圾的“徒弟”小刘，有早已离开又在城市各个角落偶遇的前住客，也有仍然寄居在小旅店中的人们，他们一起辐射出时代巨轮中小人物的生存景观。胡阿姨也是重庆CBD中的一粒尘埃，影片讲述了她因为替同事做贷款担保人而背上巨债，家庭也因此分崩离析的经历，由此揭开了胡阿姨的过往，以及多年来困守十八梯的缘由。

　　借钱、还债、相遇、收留、告别，九年来胡阿姨与这些陌生人的因缘际会正是城市人际关系的一个缩影。以胡阿姨为网结，几乎能够拎起一张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下城市群落的人际关系网。人们因工作、利益、意外等原因相聚、离散，不确定性和疏离感始终伴随其中。

　　而胡阿姨身上朴实的力量感却将尘埃汇成了细沙。她把捡垃圾换来的钱借给过很多住客，有的还了再借，有的不告而别；她被儿子评价为“最勤劳最愚蠢的妈妈”。年轻的儿子暮气沉沉，缺乏生活的动力，年长的母亲反而积极地向阳而生，成为亲子关系中的托举者。

　　十八梯——城市空间演变的参照物

　　《胡阿姨的花园》以十八阶梯的拆迁改造完成了对整个城市空间的建构。十八梯通过规划、重建，从2012年影片开头的老旧城区升级为2021年影片结尾时的新兴商业街区。在影片镜头之外，其实还隐藏着另一段城市空间演变的历史。十八梯东临千厮门，西接解放碑步行街，南靠长江，北靠嘉陵江，曾经是连接上下半城的重要通道。改革开放后，随着重庆经济起飞的步伐，解放碑步行街成为重庆经济、城市高速发展的代表，十八梯则随着上世纪90年代末南纪门劳务市场的兴起，大部分原住民搬离，大量务工人员聚居，因而显得陈旧杂乱，与解放碑形成鲜明的对照。

　　影片的主人公胡阿姨正是在这一时期来到十八梯的，她的小旅店也接待了无数与她经历相似的落脚者。影片用大半篇幅描摹这个仿佛被时代遗忘的空间，其散发着与现代化城市气质完全不同的市井烟火气，恐怕是吸引潘志琪导演关注它的重要因素。背着背篓走的胡阿姨也化为片中的意象之一，串起了解放碑和十八梯这两个今昔繁华之地。到影片结尾处，十八梯完成了城市空间功能的转变，以胡阿姨为代表的人群与十八梯的依存关系也就此结束。

　　关于参与式记录——介入或陪伴？

　　《胡阿姨的花园》历经九年的跟拍和创作，影片创作方法也引发了诸多讨论。近年来，参与式纪录片或参与式记录正在成为纪录片创作和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一般来说，纪录片研究学者对于“参与式纪录片”这一术语的定义较为清晰，即主要基于比尔·尼科尔斯对纪录片所做的分类。比尔·尼科尔斯在《纪录片导论》中将纪录片分为七个类型，诗意模式、解说模式、观察模式、参与模式、自反模式、展演模式、互动模式。其中，参与模式中的“参与”主体更多是指拍摄者，也就是说，在纪录片内容中拍摄者与拍摄对象的互动主要由拍摄者以主动干预、操控的方式完成。照此分类方法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胡阿姨的花园》中绝大部分内容仍是采用传统的“观察”或“旁观”式创作方法完成的，从整体上说，该片仍然应被定义为一部观察式纪录片。

　　与胡阿姨相处了九年之久，创作者与被拍摄者的生命已然有所交织。因此，潘志琪导演本人并不回避自己出现在影片里，也在个别段落里打破了作为“旁观者”的界限。

　　那么，对于片中拍摄双方的关系，可能用纪录片大师司徒兆敦先生说过的一句话来总结更为贴切，即“纪录片就是一个生命陪伴另一个生命的时光”。

　　（作者系上海戏剧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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