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高　翔

　　古典神话是大众文化中重要的文化资源。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场域中古典神话的运用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新世纪之前，在以现实主义美学为中心的主旋律文化语境中，因广泛的民众基础和经典性，古典神话成为大众文化场域中幻想文化的主要类型，且其思想内核贴近传统与主流文化，与现实主义美学形成了独特的叙事张力。新世纪之后，市场化语境的深入和新媒介文艺的发展，深刻改写了文化语境，使得幻想文化逐渐成为流行的文化样态，神话遂呈现出更为多元的样态。古典神话的意义阐发则具有了更强烈的个性色彩，表现出更为复杂的文化取向。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在20世纪80年代生产的一系列作品《哪吒闹海》《人参果》《天书奇谭》《葫芦兄弟》《九色鹿》，以极具民族特性的美术风格对传统神话故事进行了表达。这些文本在传统神话传说的基础上，增添了时代寓意，凸显了人民性视角中的善恶观念。当然，这一时期的美术片以少年儿童为主要受众，其对于神话和幻想题材的挖掘较为简单和纯粹。同期的部分神话题材影视剧也延续了这一特质。80年代早期的作品《济公》（1985）《八仙过海》（1985）都取材自民间传说，有着质朴的民间价值伦理的表达：神仙并非在玉阙天宫，高不可攀；相反，神仙混迹于尘世，以奇妙的术法惩恶扬善，劝导世人。在《八仙过海》中，与市井红尘的烟火气息、淳朴人情相比，天宫、龙宫则显得秩序森严，阴险诡谲。这种巧妙的对比，展现出大众所渴求的神仙与世俗世界的亲和，乃是一种“人民本位”的神话世界观。此后的《西游记》（1986）《封神榜》（1990）等电视剧则顺承原著本身的浪漫想象，建构出宏大的神话世界观，给人以莫大的审美冲击。有趣的是，这些作品尽管彰显了“超现实”的意味，在意义模式上却力求与主旋律话语的融汇。《西游记》以“取经”耦合了彼时上下求索的改革开放之想象，近乎完美的孙悟空形象体现了时代洪流中对于英雄伦理的呼唤。《封神榜》以大量近乎奇观化的表达，展现了纣王的残暴不仁，建构了文本的政治合法性。

　　在20世纪90年代，部分神话作品依然具有颇为鲜明的“主流”特质，不过其内核已从政治层面转向传统文化层面。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1992），通过白娘子融汇妻性、神性、母性、社会性于一体的“完美”形象，构建了传统伦理中的极致女性想象。动画电影《宝莲灯》（1999）将动画的受众拓展到成人群体，其表达模式仍延续了美术片的纯粹，即以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架构整个故事。在此，无论是民间视野、主流话语抑或是传统伦理，都体现了在价值层面的某种普世特征。值得一提的是，此类作品几乎都被经典化，使得神话故事在其后虽然被反复改编和重述，但在意义表达模式上始终处于受经典神话文本影响的焦虑之中。

　　不过，90年代市场化语境的崛起，以及海外新的文化思潮的流行，在潜移默化之下，使神话叙事朝着更具个性化和游戏特质的后现代文化方向发展。这一点，在幻想文化日益繁盛的香港有着得风气之先的呈现。徐克的《青蛇》（1993）取材于李碧华的同名小说，以独特的美学和伦理视野探索了白蛇传故事中的欲望表达，颠覆了民间想象中的故事样貌。周星驰参演的《济公》着力于探索人的命运能否改变这一深刻命题，以笃信人性力量的降龙（济癫）嘲讽操纵凡人命运的众仙，成为了最早解构传统神话世界观的文本之一。此后的《大话西游》（1995）在艺术上更为成熟，通过探索神仙与凡人的伦理界限，进一步凸显世俗情感的可贵。此外，新加坡的《东游记》（1998）则重构了“八仙”的故事，将质朴的民间想象转变为宏大的神话谱系。港版《西游记》（1996）、《封神榜》（2001）对原著故事有较大改编，强化了爱情、亲情等更为“当代”的文化元素。到了世纪之交，内地也逐渐有了对于神话的创造性发挥。《春光灿烂猪八戒》（2000）、《西游记后传》（2000）从《西游记》的世界观延伸而来，无论是人物塑造，还是故事逻辑，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功。这些作品不仅没有破坏原著的世界观，还在86版《西游记》的基础上拓展、强化了猪八戒的世俗形象和孙悟空的英雄性，可以视为一种耦合了主流审美和后现代特质的文化创新。

　　进入新世纪之后，伴随着消费主义、大众娱乐的深入和网络文化的崛起，神话开始褪去了较为严肃的伦理气质，追求更为娱乐化、更具时代元素的呈现。在《宝莲灯》（2005）、《欢天喜地七仙女》（2005）等神话题材电视剧中，出现了非常显著的言情元素和娱乐元素。《天外飞仙》（2006）几乎褪去了民间传说的影子，以复杂的言情模式重新演绎了董永与七仙女的爱情传奇。《活佛济公》（2010）以喜剧化、言情化的癫狂表达，引领神话剧侧重娱乐化的风格转变。在电影领域，神话题材相对较少，且多是围绕《西游记》等经典IP进行反复开发，其娱乐意识更为突出。在这一过程中，古典神话的伦理意涵和幻想美学逐渐消解，融汇在言情、喜剧等时代文化主题之中。与之相比，反而是《魔幻手机》（2008）这样融汇科学与神话世界观的作品，体现出丰富的想象力和奇妙严谨的故事逻辑，给予古典神话以新的审美可能，只是局限于彼时大众的审美偏好，这部作品未能取得更大的影响力。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以后，动画电影领域对古典神话的发掘，成为重要的表达方式。此类文本借助于动画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拓展了神话世界观的想象力与审美呈现。然而，在浪漫瑰丽的神话世界观之下，意义的阐发依然是神话想象的关键。《大鱼海棠》（2016）在美学层面大获成功，但在表现个体情感与宏大的神话世界之间产生了显著的意义错位。在《大鱼海棠》对于“现代神话”的尝试遭受挫折之后，动漫电影遁入到古典神话这一“稳定”区域，但又不得不对古典神话重新赋义以契合现实。在这些作品中，取得成功的文本都是对个体意义的重新建构。例如《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对于当代亲子关系的呈现，《白蛇：缘起》（2019）对于两性关系的重新想象等。只不过，凡是涉及神话世界观整体意义和政治伦理的建构，此类文本大多陷入了语义的单调和混乱。《姜子牙》（2020）、《新神榜：杨戬》（2022）等作品对于“上位者”政治伦理的解构含糊其辞，语意矛盾。“白蛇三部曲”先后凸显了现代、未来（赛博朋克）、古典三种时间视域和美学风格，显现了古典神话在其古典形态和当代多元文化语境的交错中，无力建构整一、协调的意义模式。这种情况同样延续到电影《封神》（2023）之中，其电影的表意融汇了中西文化元素而显得暧昧与含混。这些困境显示，古典神话的当代转换始终匮乏基于神话谱系的整体思路。

　　在所有的古典神话文本中，《西游记》以其单元故事的丰富性和文本意涵的多重解读空间，成为最为经典、改编次数最多的大众文化神话文本。《西游记》也成为古典神话构建当代意义的典型文本。整体来看，新世纪之前的《西游记》相关作品，代表了《西游记》叙事的古典时代。它由86版电视剧《西游记》所树立，以“取经”这一叙事，映射了改革开放这一现代性语境中的宏大政治图景，彰显了锐意进取、百折不回的时代精神。其中一条隐含的线索，是孙悟空从大闹天宫的反叛英雄，融入取经团队，成为隐忍坚韧的大师兄。英雄的棱角被磨平，融入集体，这是“取经”所表征的现代叙事对于反秩序英雄的磨灭。

　　在此之后，伴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和后现代语境的开启，现代性叙事逐渐被个体化叙事所取代。作为《西游记》主线的“取经”叙事逐渐让位于聚焦孙悟空命运的英雄叙事。在周星驰的《大话西游》中，孙悟空的爱恨情仇成为叙事主线，而“取经”叙事成为文本最终的“大他者”，陷入一种不可逃避的秩序和命运。《大话西游》在网络空间的“经典化”并非偶然，意味着网络新媒介建构的游戏化空间叠加后现代语境的审美新变。深受其影响的网络小说《悟空传》则以更加叛逆的姿态，将《大话西游》中浮现的秩序阴影转化为一种冷酷的权力想象，从而彻底颠覆了《西游记》的传统意义体系，营造出“黑神话”氛围。此后，基于《西游记》开发的相关作品不断聚焦于孙悟空与秩序的张力，以孙悟空英雄性的失落来表达复杂的社会情绪。无论是《大圣归来》中精神沧桑、英雄不在的孙悟空，抑或是歌曲《悟空》中心绪难平、难敌世道的孙悟空，都体现了这一复杂的精神面向。

　　游戏《黑神话：悟空》吸收了新媒介时代的“黑神话”美学传统，将孙悟空英雄失落的主题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发挥。与《悟空传》相比，两个孙悟空都在权力秩序面前肉身陨灭，但游戏《黑神话：悟空》建构的“天命人”角色，则带来了重走取经之路、追逐英雄伦理的新的可能。不可否认，《黑神话：悟空》的火爆与美术特效层面和玩法机制有很大关系，但与大圣陨灭的“黑神话”悲剧美学相比，“天命人”的主体建构才是引发广泛共情的叙事要素。

　　事实上，《黑神话：悟空》的文本底色与游戏带来的意义空间始终存在着一定的悖反关系：文本的悲剧美学与游戏的狂欢化氛围之间，作品对于仙佛世界观的解构与美术层面对古典（佛教）文化的表达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错位。换言之，作为第九艺术的《黑神话：悟空》以媒介美学特质赋予了“黑神话”意义体系新的意涵，但正如游戏结尾那个“未完成”的开放结局一样，“黑神话”并未解决神话的普世性和个体性之间的焦灼关系。《黑神话：悟空》这一独特文化症候也彰显出，对于古典神话的当代意义阐发，在普世性和个体性之间，仍需不断探寻更为协调的形式和内容。（高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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