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淼

　　一般明史学者大都以为，万历中后期乃是明朝由盛转衰的时间节点，而明朝由盛转衰的原因，则与“万历三大征”有关——所谓万历三大征，是指明神宗万历年间，明帝国先后在西北、西南和朝鲜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亦即宁夏之役、朝鲜之役和播州之役。虽然这三次军事行动均以明朝的胜利而告终，却也因此耗干了帝国的鲜血，并暴露出帝国种种致命的弱点。自此之后，大明帝国便逐渐陷入了内外交困的泥淖之中而无法自拔，国力开始呈断崖式下滑，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亡。

　　文史作家赵恺的新著《万历四大征》，是一部讲述万历年间几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前因后果和内外联系的著作。与同类著作有所不同，赵恺将发生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的萨尔浒之战，与传统意义上的万历三大征结合在一起进行解读，串联起足以改变明朝命运的四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前三次虽然均取得了胜利，却埋下了失败的伏笔；萨尔浒之战的惨败，则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明朝再也无法走出军事失败的阴影。而与这四次军事行动相关联的，则是当时的时代背景与明廷内部的人事纠葛：彼时的大明帝国不仅面临着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巨大挑战，同时还要应对陈旧的观念和落后的体制所带来的种种危机。单从军事角度来看，其实正是万历四大征，真正拉开了明朝灭亡的序幕。

　　万历皇帝登基伊始，恰逢世界各国的白银纷纷流向中国的“银泵”时期，巨大的贸易顺差，让明朝获得了巨额的财富，另外，再加上张居正的锐意改革，使得万历初年的大明帝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张居正去世不久，他便因得罪了太多的既得利益者而遭到清算，由他主导的改革大业戛然而止，万历皇帝开始怠政，明廷的执政能力越来越差，边军的素质每况愈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了宁夏之役。事实上，以副总兵之职致仕的哱拜之所以敢于扯起反旗，实是与宁夏官僚的腐败与无能分不开的。尽管哱拜的叛乱仅仅持续了八个月的时间，便被明廷紧急征调的各路明军剿灭，但这次叛乱却给宁夏地区的普通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并引发西北边防的恶化，对帝国的恶劣影响不容低估。

　　万历援朝之役，乃是传统的万历三大征之中影响最大、耗资最巨、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军事行动。公元1592年，明万历二十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列岛，随即以朝鲜拒绝协助日本进攻明朝为由入侵朝鲜，明廷则先后两次派兵援助朝鲜，与日军形成了长期的对峙与拉锯战。丰臣秀吉之所以入侵朝鲜，自然是丰臣集团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朝鲜的战败，则是其政治体制的落后和战略误判的结果。而明军取得最后的胜利，也并不是单纯的战力碾压，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双方相距甚大的综合国力，以持久战的方式消耗掉日方的后勤储备和士气，从而占据上风，迫使日军退出朝鲜。当然，明帝国同样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仅军费一项就耗费近千万两白银，此战结束后，辽东明军元气大伤，为努尔哈赤的崛起提供了契机。

　　传统万历三大征的最后一役是播州之役，是为明军打败播州土司杨应龙的一场战争。对于明廷来说，土司制度原是稳定南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手段，尽管它的确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司世袭性所造成的割据势力也越来越大，土司之间争夺领地，乃至互相攻击，亦成为土司统治的寻常故事。播州土司杨应龙的叛乱，既反映出土司与明廷的互不信任，亦折射出明代中后期土司制度的弊病与危机。虽然明廷最终以强力削平了这场叛乱，并施之以汉化的“改土归流”措施，但土司制度本身却并没有得到彻底改善。而且播州之役为普通民众带来的赋税负担，也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以致帝国各地接连爆发了多起流民起义。

　　被赵恺纳入万历四大征的萨尔浒之役，是发生于明朝与后金之间的一场战略大决战，也是万历年间的最后一场战争。万历年间的辽东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建州女真的崛起史与辽东明军的衰落史，而建州女真崛起的原因，既与努尔哈赤等人的奋力拼搏相关，也与明廷对待建州女真的政策失误相关。单就萨尔浒之役而言，尚未开战，明军的种种弊端即已暴露无遗，主帅的私心，各路将领之间的龃龉，乃至党争、内斗、掣肘、腐败……明军的惨败似乎从伊始已经注定。萨尔浒之役乃是明亡清兴至关重要的一战，此战之后，辽东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明军每况愈下，且再也难以挽回自身的颓势。

　　探讨一个王朝的成败与得失，军事上的胜负无疑是最鲜明的标志。针对于万历一朝，传统的三大征既象征着大明帝国的荣耀，也意味着这种荣耀即将成为历史，而萨尔浒之役的惨败，则坐实了这个历史。围绕着万历朝军事上的胜负，赵恺既详细地梳理了四大征发生的来龙去脉，亦发掘出隐藏在军事胜负背后的各色人等的众生相。正是通过对各种原始史料的对比与分析，他才最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处于国运衰落期的大明王朝，就算能够侥幸打赢一两次战役，也终将在生机勃勃的对手面前输掉整个国家。”（王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