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谷立立

　　谈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挪威诗人、剧作家、小说家约恩·福瑟的作品，绕不开的是他标志性的极简与沉默。极简源于他对文字的掌控，沉默则是进入其中的唯一方式。福瑟用他的惜字如金构建了一个静默无言的世界。这里有“无法言说”的命运，也有欲言又止的人生。

　　倾听来自内心深处的声音

　　之所以如此，与福瑟的创作观有着莫大的关联。他自称，年少时他对当众朗读的恐惧，将他推入了难以言喻的孤独。好在，他没有灰心。既然恐惧夺走了他的语言，他就必须把失去的一切全都夺回来。很快，他幸运地“在自己内部找到了一个只属于我自己的地方，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写出只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如此独特的创作观，造就了一个笔尖向内的福瑟。在他看来，写作就是倾听。他就像虔诚的冥想者，总是目光内敛，凝神倾听来自内心深处的声音。哪怕这种声音注定是微小的、静默的、无法言说的。这本最新引进的《三部曲》由《无眠》《乌拉夫的梦》《疲倦》三部分组成。它在静默中开场，又在静默中毫不费力地将两位主人公的窘迫处境展现而出。

　　“阿斯勒和阿莉达在比约格文（挪威城市卑尔根的旧称）的街上兜来兜去，阿斯勒肩上扛着的两摞东西基本就是他俩的所有家当，而他的手紧攥着提琴盒，里面是他从父亲西格瓦尔那儿继承来的小提琴，而阿莉达拎提着两网兜吃的，现在他们已经在比约格文的大街小巷里转了好几个小时，想找个地方住，但几乎在哪儿都租不到房子……”

　　没错，无论走到哪儿都找不到想要的房子，的确令人焦虑。这种焦虑在福瑟笔下似乎并不少见。比如在他早期的剧作《有人将至》中，福瑟就用近乎白描的笔法创建了一个世界尽头的冷酷仙境。剧作中，一对中年夫妻在海边买了一幢年久失修的房子。表面上，这里偏僻难行，少有人来，四周环绕着“白色的巨浪和黑色的大海”，颇有些“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气质。但其实，这里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乐土。至少，女人从来没有放下她的顾虑。无论是在清晨还是在日暮，她总是在不安之中反复追问，不断质疑，唯恐有朝一日某个来历不明的陌生访客不请自来，搅扰了夫妻俩如同“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般的独居生活。

　　诸如此类的顾虑，与高纬度地区最为匮乏的安全感息息相关。似乎是为了不让自己在漫长难熬的寒夜太过焦灼，福瑟的人物总是不约而同地关上了心门。这就像一座隐藏在黑森林深处的小木屋，从上到下的每块木头上都贴满了“生人勿进”的警示。而到了《三部曲》中，这种不安就从隐隐约约、如鲠在喉的猜测，变成了如假包换、不容辩驳的事实：阿斯勒和阿莉达就是不受欢迎的异乡人。此时，阿莉达怀有身孕，即将分娩。如果找不到落脚之处，他们就只能在深秋的夜里露宿街头。还好，阿斯勒不顾主人的阻拦，带着阿莉达闯进了一所房子。之后，阿莉达在这里生下了儿子西格瓦尔。

　　当然，这并不是阿斯勒和阿莉达第一次遭受挫折。早在家乡杜尔基亚村的时候，阿莉达的母亲就曾当众将这对年轻的情侣赶出门去。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刻的他们还怀揣梦想，并没有对未来的生活失去信心。只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究竟会有怎样的未来，而在通往未来的路上，他们又会遇到什么。毋庸置疑，这是福瑟写作恒定的命题。相比于揭露社会弊端、记录时代变迁之类的鸿篇巨制，他的着眼点实在是小之又小：一次偶然的相逢、一则简单的对话、一段久远的往事，就是他写作的全部。但不管他写了什么，福瑟都像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所说的那样，始终在“用极具创新意识的戏剧和散文让无法言说的事物发声”。

　　为了离开自己而写作

　　《三部曲》即是如此。在《乌拉夫的梦》里，阿斯勒改名为乌拉夫。似乎是为了与过去的一切彻底清算，他卖掉了父亲留给他的提琴。而在告别比约格文之前，他独自返回城里，只为了给奥斯塔（阿莉达的新名字）买一只手镯。但他并不知道自己竟然在无意中看到了这座城市的另一面。“他站在那儿，没人注意到他站在那里，所有人都忙着自己的事，向这个人或那个人喋喋不休，所有这些声音形成一片嘈杂，一个声音和另一个声音混在一起无法区分，一张脸和另一张脸混在一起无法区分，所有这些声音听起来就像同一个刺耳的声音，所有的脸都像同一张脸……”

　　这一幕发生在酒馆里。这里的嘈杂与弥漫在比约格文街道上的冷酷形成了鲜明对比。恰恰就是在这里，一个老头儿认出了乌拉夫。他宣称乌拉夫就是之前几起谋杀案的凶手。很难说，乌拉夫究竟有没有犯下重罪。毕竟，福瑟从来不必对真相负责，更不会在字里行间留下太多蛛丝马迹。有关案件的一切，就像沉在海底的轮船残骸，除了半真半假的小道消息，似乎没有太多正面描述：没有公开审判，没有罪行供述。而那个自诩为正义代表的老头儿，充其量不过是上蹿下跳的小丑。尽管他念念有词，“用那细细的女人气的嗓子”，逢人就说“杀人者必偿命”“正义必须得到伸张”，但他所谓的正义不过是未被满足的私欲——整个晚上，乌拉夫都没有请他喝酒，这让他无比愤怒。而为了赚到一丁点可怜巴巴的赏金，他不仅向警方检举了乌拉夫，更向整个城市的居民大肆渲染乌拉夫的恶行。就像他所说，“那些不肯给他买一杯啤酒的人就是这个下场，那些自己有钱又不想和别人分享的人就这个下场”。

　　不知道这是不是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但可以肯定的是，福瑟创造性地构建了一个小径分岔的比约格文。它是如此分裂：前一秒，这座位于世界尽头的城市似乎才刚刚走出冰山，就以它的冷酷将所有不明底细的异乡人统统拒之门外；后一秒，它又像蕴藏着太多能量的活火山，将炽热的岩浆遍洒在城市的每个角落。于是，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涌上街头，以近乎癫狂的姿态见证乌拉夫的死亡。如此一冷一热，两相对比，就像福瑟亲手画就的素描，细致入微地展现出那些早已刻在这个民族血脉里的基因。一方面，他们很冷漠，总是躲在逼仄的蜗牛壳里，不肯轻易对外面的世界投去关注的一瞥；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如此狂热，不惜倾巢而出，只为了旁观他人的生死。此时，语言似乎成了多余无用的累赘。它存在的唯一功能不过是最大程度地凸显那些在喧嚣、癫狂之中渐渐失去理性，进而扭曲变形的灵魂。

　　不过，福瑟并没有说教。在谈论写作的时候，他自称，他是为了离开自己而写作。而他所有的离开，都是为了全方位地观察这片孕育了他的土地。卑尔根是他写作的原乡，他对这里的山山水水、峡湾森林、气候地貌、社会构成、历史走向都了然于心。似乎只要站在海边，眺望窗外连绵不绝的海岸线，他就能毫无挂碍地写出他想要表达的一切。在他看来，阿斯勒的遭遇并非偶然。因为早在故事的开端，一切就有了定论。《无眠》中，流离失所的阿莉达用一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揭开了城市生存的潜规则：“有的人拥有很多东西而有人没有。”甚至，“那些拥有财产的人可以左右那些没有财产的人。”

　　毫无疑问，阿斯勒就是那个没有财产的人。他和他的父亲一样，都是小提琴手。每当他拿起提琴，就会忘了自己身份的卑下。“他不想让步，他只想努力向前，他会制服那一次次重击着的悲伤，他想让那悲伤变得轻盈，越来越轻，升起来，像没有重量那样飞起来，往天上飞，他要使之发生，于是他奋力向前拉呀拉然后他发现了乐声飞扬起来的那个地方然后它盘旋着升起来了，是的，是的，是的，它盘旋着，是啊，然后他不需要再奋力向前，然后这乐声就自己盘旋着飞走了奏出了它自己的世界而每一个能听到它的人，他们都能听出这一点……”

　　一首“爱的歌”

　　说到底，这不过是阿斯勒的梦。因为只有借助“飞翔”的意象，他才能逃离命运的泥沼，无限接近他人生的高光时刻。他很清楚，小提琴手没有自己的人生。他们能做的不过是像祖辈那样，紧紧抓住当下，跟随命运的脚步，亦步亦趋地向前走，既无所谓未来，更看不到未来的方向，充其量只能是走到哪儿就是哪儿。看到这里，是不是会心生错觉，以为自己读到了假的福瑟？但其实，福瑟从来没有真正远离他标志性的“慢散文”，更无意向他的前辈（也是同胞）易卜生靠拢。他是描摹状态的高手，始终专注于捕捉人物内心瞬间的悸动，而不必像易卜生那样为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觉醒负起责任，进而将痛失爱人的阿莉达塑造为惩恶扬善的“美少女战士”。

　　很难说，阿莉达的前半生究竟有没有爱的存在。她三岁的时候，父亲就永久地消失了，她唯一记得的只是他悦耳的歌声。在后来的年月里，尽管她从来没有从母亲、姐姐那儿感受到一丝丝爱意，但她仍然相信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有着让她难以割舍的情感。就像阿斯勒的琴声。阿莉达不会忘记她与阿斯勒初次见面的情景。第一次，阿斯勒登台演奏；第一次，阿莉达从他的琴声中听到了她父亲的歌声。甚至，她还听到了“她自己的人生和她自己的未来而她了解她应该了解的事物，她就是在她自己的未来中，一切都是敞开的，一切都是困难的，但是那歌在那儿。那就是他们称之为爱的歌，那么她只要在这乐声中栖身就好了，她哪儿都不想去……”

　　《三部曲》就是这样一首“爱的歌”。因为从相识的那一刻起，阿斯勒与阿莉达的人生就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哪怕经历了再多的磨难、分离，甚至于死亡，都无法将他们分开。似乎是为了展现命运的连贯性，整本《三部曲》的自然段没有一个以句号作结。这预示着，只要故事没有终结，人生就不会停止。尽管在阿斯勒死后，阿莉达带着年幼的西格瓦尔回到家乡，但她仍然相信阿斯勒一直在她身边，从未远离，就像围绕着比约格文的那片海。它时时翻起惊涛骇浪，不断拍打着堤岸，似乎永远不会有片刻停歇。而当阿莉达站在海边，她就和阿斯勒站在了一起。此时，就像福瑟所说，“所有的寒冷都是温暖的，所有的海水都是阿斯勒，然后她继续往深处走而这样阿斯勒就完全环绕着她了，就像他们第一次见面那个晚上一样，在杜尔基亚他第一次为舞会演奏而一切都只是阿斯勒和阿莉达……”（谷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