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思芸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泰勒·斯威夫特是现代音乐产业的象征，也是千禧文化与政治历史的化身。也许在平台化的时代里，真正的准社会关系已不是在泰勒与粉丝之间，而是在粉丝群体之中，存在一种比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更富有责任、规训及情感共鸣的关系。

　　一个年轻的明星值得一场学术研讨会吗？

　　她的演唱会被测出2.3级地震，首演城市以她的名字命名，演唱会摄制成的电影上映也能大卖。她被称为“行走的GDP，分分钟可以造福一国经济”，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甚至公开“喊话”，希望她能把演唱会开到自己的国家和城市——泰勒·斯威夫特，这位1989年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流行歌手，形成的“泰勒效应”在全球范围内已经超过了单纯流行歌手所带来的经济及文化影响。《时代》周刊称她实现了一种核聚变：“将艺术与商业结合在一起，释放出历史性的能量。”那么，为什么是泰勒？

　　2024年2月11至13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举行了一场泰勒·斯威夫特学术研讨会，来自全世界78所高校的130名学者，横跨60个学科分支，一起回答这个问题。具体而言，会上不仅有比较传统的明星文化和粉丝文化课题，更有交叉学科的有趣课题，如泰勒与哥特文化、与网络信息安全、与城市规划等。这些议题体现出泰勒作为流行文化符号对于世界的意义，而单一人物能让各个门类的研究者同聚一堂，也足见这个符号的丰富性。

　　平台化时代的准社会关系

　　《滚石》杂志资深撰稿人、纽约大学兼职讲师布兰特妮·斯巴诺斯在12日的开幕演讲中总结了泰勒成功的几个重要因素：其独特的女性敏感性、对音乐历史的追溯及对粉丝群体的重视。

　　尽管早年坊间一直对泰勒以真实恋情为创作素材争议不断，但如闺蜜私语的歌词却能让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的粉丝产生共鸣，找到自己的青春记忆。同时，泰勒对于美国乡村音乐发展的关心也使得她的作品拥有更多属于本土的质感和岁月的沉淀。斯巴诺斯认为：“泰勒是现代音乐产业的象征，也是千禧文化与政治历史的化身。”2022年，她设计了一门关于泰勒的音乐之路的课程，在纽约大学一经公开便获得广泛关注。“正是在设计这门课程的过程中，我发现泰勒的职业道路与美国近二十年的发展与变迁有许多巧合和重叠。通过泰勒，学生能成为更具有批判性的听众，听到她旋律与歌词之外的故事。”

　　正如斯巴诺斯所说，除了泰勒本身作为流行文化符号的明星价值，她所产生的全球效应也与她的粉丝也息息相关。悉尼大学社会学博士乔治利亚·卡洛对泰勒的粉丝群体进行了数年的研究。在其主题演讲中，卡洛先从传统的粉丝经济学角度、准社会关系及参与式文化去分析“泰勒效应”中所产生的商业化粉丝群体——即高度参与到泰勒的商业道路之中的粉丝。

　　卡洛用“你的百万富翁好友——泰勒”作为开端，举例说明了泰勒作为一个品牌如何通过她感性的歌曲营造与听众的准社会关系，一种类似“最熟悉的陌生人”的虚拟亲密感。在传统的媒介与社会学分析中，准社会关系通常被认为是单向且即时性的。然而在当下平台化的流媒体时代，“泰勒”作为一个营销品牌需要建立与粉丝的互惠关系，从而保持稳定且可持续发展的商业道路。

　　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及泰勒的管理团队“Taylor Nation”，泰勒与她的“霉粉”们构建出了一个属于他们的“真实国度”。该“国”能让你相信，你所看到和“认识”的泰勒就是真实的泰勒，而泰勒也能“看到”你对她的喜爱和付出，并在某些特殊活动，如演唱会上，选出粉丝上台互动。这种相互且长期的互惠关系构成了泰勒粉丝经济中的主要关系。而“泰勒”作为一个品牌，则在不断借助这份主要关系去获取额外的效益。

　　卡洛指出，泰勒的粉丝群体中存在的阶层制不容忽视。这种阶层制主要依靠三个支柱：支持、劳动和金钱。通过三个支柱获得高阶地位的粉丝通常形成了一种“我值得拥有泰勒的关注”的自豪感，而正是这样的自豪感巩固了主要关系，掩盖了“泰勒”品牌在此阶层攀升的过程中额外获得的免费粉丝劳动力、超额的资金投入以及更多被掩盖掉的付出。“‘我值得’代表了粉丝群中的供求不平衡，也代表了竞争。”卡洛强调，尽管粉丝劳动不一定是完全被剥削的免费劳动，但也正是这些“不求回报”的劳动铸造了泰勒今日的成功。当社会信息被平台无限碎片化的时代，公共人物和明星的公关往往依赖粉丝自发的付出。一如国内的明星后援会日渐制度化的运作模式，泰勒的粉丝群也采用更管理化的互动，规训群体中的“正确/应该”或“错误/不应该”的行为。也许在平台化的时代里，真正的准社会关系已不是在泰勒与粉丝之间，而是在粉丝群体之中，存在一种比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更富有责任、规训及情感共鸣的关系。

　　哥特文化及女性文学形象

　　分会“文学深思及哥特”中，五位发言人从文学和音乐文本的角度分析了泰勒歌词中的哥特文化及女性文学形象。

　　泰勒不少歌曲都有“疯女人”的形象出现，除“Mad Woman”这首之外，还有“Blank Space”里歇斯底里砸车刮划的女人、“Look What You Made Me Do”中从坟墓爬出来的女僵尸，以及“Anti-Hero”里巨大化的怪物。有人就提出泰勒的哥特式怪物与19世纪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作品中的意象有异曲同工之妙。狄金森的诗以怪异独特的风格及结构著名，也时常探讨死亡、永生及未被发现的新大陆等话题，而这些动态的意象在泰勒的音乐录影带中亦有所呈现。如“Blank Space”中用小刀划开画像、啃咬红苹果、用刀刺向会淌血的蛋糕……这些对死亡的探索与鬼魂的意象暗喻了对未完成的可能性的期颐。泰勒与狄金森的对话跨越了时空。

　　文学理论中有部名著，《阁楼上的疯女人》，桑德拉·吉尔伯特与苏珊·古芭在其中指出，“疯女人”是影射作者本身焦虑及愤怒的替身。许多女性作家和诗人笔下的“疯女人”是她们被割裂的感受的具象，代表了她们落空的期待与达不到的现状间的鸿沟。也正是这样具象化的表达，让泰勒从以往的“录制型”艺人，转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表演性”艺人，她得以把自己的感受更完整直接地传达给听众。同时，泰勒的视听作品也具有媒介间性：朗朗上口的旋律和歌词是一面，另一面则是极具冲击力的视觉体现。这样交替的跨媒介呈现，使得哥特文化在泰勒的作品中诞生出丰富的层次感。毫无疑问，媒介间性使听众与看客的身份融合，加强了感官体验，让人真正体会到表演中的挣扎及重获新生的力量。

　　亚文化与“大事件”

　　作为交叉学科的产物，城市媒体学近年来广泛关注媒体与流行文化如何改变及影响建筑及城市风貌。在分会“泰勒与城市、交通及城市规划”上，有人探讨了泰勒作品与建筑的关系。如音乐录影带中以房间颜色、物品及装饰体现情节交替，这种修辞手法与建筑学中的“建筑叙事”有很强的共鸣。而在更大的城市发展层面，泰勒的巡演被视为一场“大事件”，有研究者从城市社会学及地理学出发，认为其在培育社会团结、公众自豪感及志愿者服务方面都颇具影响。以墨尔本为例，泰勒的巡演不仅带动了当地旅游业、衍生娱乐活动及文化设施建设，墨尔本市民也对自己家乡能成为巡演城市之一感到骄傲，这类积极反馈足以媲美奥运会、世博会这样的世界级盛事。

　　泰勒吸引了身份背景各异的粉丝，她的身上自然有多元文化的构成。还有学者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泰勒是否可以被视为亚文化“新都市公共交通青年梗图”（以下简称“新都市青年”）的一员？与去年国内爆火的City Walk异曲同工，“新都市青年”作为欧美社交媒体上崛起的一股新势力，通过制作各种搞笑的梗图来推崇使用公共交通出行，从而减少碳排放。这位学者根据泰勒歌词中提及的交通工具的变化（从比较单一的汽车，到火车、巴士和步行），分析这些通勤方式在作品中出现的次数与意象，从而探究她与“新都市青年”所提倡的城市革命的关联。这或是对“低碳出行”的暗合，也映证了泰勒从美国乡村乐歌手到流行歌手的转变。

　　当然，泰勒在全球的人气也引来了不法分子，黑客们“各显神通”地试图利用“泰勒效应”牟利。在分会“信息安全与误导性信息”中，研究者分析了演唱会前、中、后三个阶段里不同程度及次数的网络攻击，发现在11个美国巡演城市中，总共有12000多起发生在泰勒巡演期间的网络攻击事件——观众会收到关于酒店预订、航班取消等方面的钓鱼短信及邮件，其中还有5个城市发生了直接针对巡演的袭击。此类网络攻击在世界各地不停上演，大型活动举办期间的社会治安已引起多方关注。（潘思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