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巽达

　　2024年的开始，伴随着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那就是王家卫导演的电视连续剧《繁花》的热映。一部剧发酵成一个文化事件和文化现象，这不能不说是久违的喜讯。因了这部剧，人烟稀落的黄河路重新绽放商业光彩，被视为“至真园原型”的酒店顾客爆满，和平饭店1.68万元一晚的“繁花同款套房”突然变得抢手，可定制“胡歌同款西服”的宁波裁缝店电话被打爆，排骨年糕、“宝总泡饭”等剧中美食的订单量暴涨，小说《繁花》和舞台剧《繁花》也变得炙手可热……

　　繁花的出圈不再囿于剧情、演员、摄影等艺术层面的讨论，而是辐射出了极大的边际效应。如果说金宇澄的原作中“不响”是它的金字招牌，那么王家卫的电视剧恰恰相反，“响亮”成了它的特征——闪亮的镜头一炮打响了“卖相十足的上海门面”，让上海重新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展示出其蕴含的独特文化魅力。

　　《繁花》有它真实的一面，也有“不真实”的一面。就真实而言，该剧在拍摄基地复制了一条进贤路，不仅门牌、电线等细节不放过，连涮羊肉的腾腾蒸汽与13路电车的所经线路，都尽量做到了逼真还原，让老上海怀旧情结大发作。剧中的“不真实”也可谓随处可见，黄河路上纸醉金迷的夸张霓虹，人物穿着高档洋气的服饰，某些角色展现的时代特征等，如果非要机械地对应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上海，就容易引发差评连连。然而艺术创作的衡量标准并不是以“像不像”为最高原则的，有时候适当“陌生化”可能更接近艺术真谛。

　　王家卫镜头里的上海，是不求太写实的90上海，是王家卫创造的一个新上海，但这并不妨碍上海人和许多非上海人与之共情共鸣，也让人们重新审视起一个熟悉又陌生的上海。作为一个五岁移居香港的“上海人”，王家卫借由一部《繁花》一箭双雕，怀旧了上海，致敬了香港。宝总的造型、爷叔的风范、和平饭店的场景，恍若时光倒流来到了民国时期，而民国上海的风韵是上海好看的底色，或许也是香港的底色。让上海的商业文明接续这种底色，或是未来经济大盘中的一着妙棋。

　　而就艺术层面而言，《繁花》以独特的叙事方式与影像美学，给电视剧艺术作出了新贡献。诚如影评家所言，这是王家卫对电影艺术的一次成功延伸与创新发展，无意间实现了电视剧影像的革命性提升，对提升电视剧品质和观众的审美品位大有裨益。必要的“形似”虽然重要，而抓住本质的“神似”才更重要，如果拍不出魔都上海的神韵，仅仅满足于一地鸡毛的细节还原，观众还能被这样深深吸引吗？

　　《繁花》的另一大贡献是对沪语方言的有效推广。小说《繁花》是用沪语思维写作的，方言特色是其绕不过的成就，作者尽可能地将沪语改造得晓畅明白。沪语版电视剧《繁花》拥有更大的优势，字幕是沪语，人物说的却是极其地道的方言，那种饱含地域特色的神韵，只有通过极接地气的表达，才能直击人心。著名语言学家刘半农先生曾说：“如用乙种语言去翻译甲种语言，则地域神味完全错乱，语言的功能，就至少也损失了十分之三四了。”这就是为何沪语版比普通话版更具神韵的原因所在。方言是“地域神味”的定海神针，近年来沪语电影《爱情神话》、话剧《繁花》《雷雨》《长恨歌》等，大都因此获得了很好的市场反响和观众评价，可见其伟力所在。

　　当人们在沪语版《繁花》中获得了莫大的审美乐趣，当人们开始循着“繁花元素”在上海街头寻寻觅觅，当人们对魔都的未来变得更有信心……这一切，均是拜《繁花》所赐。当然人们可以继续用文艺批评的利剑去指摘它的某些不足，但毋庸讳言的是，《繁花》对上海这座城市的奉献是无可限量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繁花》的最大受益者是上海。（刘巽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