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西蒙

　　魏晋之时，不少文人拒绝帝王的征召，隐居山林，与诗酒为伴，刘伶就是其中的典型。在嵇康、阮籍等人的光环之下，同为“竹林七贤”的刘伶，却显得黯淡许多。然而，刘伶是古代文人中最放浪不羁者之一，其复杂的文人心理，与那个时代的特殊环境密不可分。

　　据《晋书》记载，刘伶相貌不佳，却毫不在乎外界的看法，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世人都认为他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不随便交朋友。他却跟嵇康、阮籍等人关系很好，经常一起到竹林里饮酒作乐。

　　据史料记载，晋武帝司马炎立国之初，就听说刘伶颇有才情，便请他入朝为官。但是，刘伶经过三国战乱，目睹无数生灵涂炭之景，早已厌倦了无休止的征战，便直接拒绝了司马炎。但是，司马炎还是想听听他的高见，便问他治理国家的计策。刘伶对此不屑一顾，只说出一番“无为而治”的道理，不想让司马炎再生干戈了。司马炎怀有灭吴之志，无法接受刘伶的想法，两人的谈话就此不欢而散。

　　不过，刘伶还是被迫当了一个参军，是个不大不小的职位。当时朝廷对这些名士，表现出了一副重视人才的模样，不论其个性如何，只要有点名气，大多都能混个一官半职。刘伶在参军的位子上，总是出工不出力，很多同僚都升迁了，他却如闲云野鹤一般，根本不在乎考核是否优秀，能不能得到提拔。刘伶这番态度，让上级官员很不满，最后，他被贴上了一个“毫无作为”的标签，赶出了官场。

　　这番遭遇，反而让刘伶颇为得意。回到民间后，他继续过着醉酒、吟诗的日子。他有次喝醉了酒，脱掉身上的衣裤，躺在竹林里。有人实在看不惯，对他各种冷嘲热讽，他却毫不在意，还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这件事后来被记录在《世说新语》里，成为不少人眼中“魏晋风流”的经典故事，刘伶的历史形象也与“醉酒”“狂放”等概念绑在了一起。

　　世人多认为刘伶是狂生，却少有人能走入他的内心世界。从时间上分析，刘伶大约活了80多岁，从三国初期到西晋中后期，见证了太多的刀光剑影与生离死别。脆弱敏感的人，是无法在这样的时代里存活下去的，但刘伶并没有像很多老辣的政客一样，对生命变得麻木不仁，而是选择另一条布满荆棘的泥泞小路——用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来对抗那些阴恶、残忍的强权势力。

　　司马家夺取天下的过程，充满了隐忍与阴谋，也让很多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感到巨大的失落感和强烈的恐惧感。西晋成立后，读书人或选择投靠、依附司马炎，或选择归隐山林，被朝廷反复以征召的名义骚扰、控制，几乎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了。刘伶对此看得很透彻，他看似离经叛道、狂放不羁的做法，实际上是对自我的保护，也是对名节的珍重。当掌握话语权的人，已经背叛了儒家伦理，那么真正的儒家信徒，就不应该与他们沆瀣一气。刘伶要保留读书人的初心，几乎是没有选择的，与其他几位朋友共享竹林之游，既是无奈之举，也是面对现实后的必然选择。

　　刘伶的做法越是荒诞可笑，就越能衬托司马氏的昏恶。当时很多读书人都以“竹林七贤”为榜样，效仿刘伶者也不在少数，并非他们真的不懂“礼法”，而是在特殊时代，只能“礼失求诸野”。当文明与野蛮的定义权被褫夺之后，不参与这些无聊的争夺，也是一种保持自我的方式。

　　对于其中的心理，司马炎自然看得清楚。但他还不能在面子上发作，还得装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果然，在刘伶被罢官后，朝廷又一次派人来请他出山做官。这一次，刘伶彻底“放飞自我”了，当着朝廷官员的面，把自己灌醉，又光着身子逃跑了。官员见他这副模样，就认定他已经是个无可救药的疯子了，终于“放过”了他。刘伶用这种巧妙的方式，躲过了朝廷的征召，后来一直隐居在家，安享天年，终老于此。

　　相比嵇康等人，刘伶的放浪形骸更加彻底，甚至连文章都不怎么写了，生怕产生什么影响力，让朝廷发现他的才华。也正因此，刘伶得以善终，只可惜他留下的作品很少，只有《酒德颂》等少数骈文传世。

　　在刘伶心中，放浪形骸绝非贬义。中西方的两位哲学家——庄子与第欧根尼，似乎与他的灵魂融为一体。庄子的生命与天地合一，随遇而安，自在而逍遥。第欧根尼躺在一个木桶里，还嫌弃亚历山大遮住了阳光，更不在乎被人成为“犬儒”。刘伶也是如此，他并不是真的不作为，而是不愿意混入多数读书人热衷的仕途，在无意义的内卷里消耗生命。刘伶厌恶司马氏，又知道自己无力改变现状，就干脆躲了起来。听从内心的声音，醉心于美酒与竹林，自由自在地过一生，难道不好吗？

　　我们或许可以假设，在一个相对清明的时代，刘伶就算不会汲汲于朝堂上的功名，也能施展平生所学，在地方上为百姓做点事吧？然而，历史没有留下这种可能性的只言片语。或许，在刘伶的灵魂深处，“修齐治平”的崇高梦想早就化为泡影了，只有放浪形骸才能映照他的精神本色。这是文人的幸运还是不幸？恐怕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外界的揣测与评价，在他心里留不下半点痕迹。（黄西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