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玉瑶

《豆子芝麻茶》杨本芬 广东人民出版社/乐府文化

　　电话拨到南昌，杨本芬奶奶接起来，一口绵绵的湖南话。讲起故事和写作，连绵说到动情处，她时而忽地又顿住，细心问道：“小张，你能听得清吗？我说的是塑料普通话喏。”

　　说实话，隔着电话，一开始听得是略有点费劲，脑子跟不上耳朵，但当渐渐进入她所讲述的语境，每句每字却像施了魔法般，清晰地活起来。83岁的杨本芬感到欣慰，“只要脚不疼，我是个非常健康的人，说话也清楚，脑子也还清醒”。她今年刚刚出了她的第四本书。前三本《秋园》《浮木》《我本芬芳》，每一部出来，都引起堪称现象级的讨论。她被叫做“厨房作家”“素人作家”，60岁开始写作，80岁上以写作获得声名，“大器晚成”这个词之于她都显得有些年轻了。

　　前三本写杨家父母、手足和自己的婚姻，都是“素人”讲素人，新书《豆子芝麻茶》还是素人。上篇“过去的婚姻”写了三个真实女性的故事，下篇“伤心的极限”回忆了妈妈和胞兄，与《秋园》一脉相承。封面上，大小黄豆芝麻如落雨。豆子芝麻茶是杨本芬的老家湖南岳阳湘阴一带的特色茶饮，炒香的黄豆和芝麻，配上一撮茶叶和姜盐，滚水一沏，香气四溢。去谁家里做客，主人家的堂客若是不热情奉上这样一杯豆子芝麻茶来招待，会被人背后指点的。杨本芬此前几本书中，它也作为日常生活的点缀不时出现，许多人记得，外出读书工作的哥哥每每回家，母亲都会先给他泡一杯豆子芝麻茶。

　　作为书名的“豆子芝麻茶”，在杨本芬眼里，便可用作这日常生活的指代，是“家家都可能有的那点子事情”。在人来人往的世间，算不得什么，却在每一家都这样那样地发生上演着，顽石一样压着普通人的脊背。杨本芬起笔所写的家庭和己身像一个线轴，末端又牵系起更多的人们，人群中沉浮的那些面孔，常有触动到她的，她试着继续把他们写下来。这一篇篇素朴又动人的民间“非虚构”（杨本芬如今习得了这个时髦的词）先是从笔底，又是从Ipad上被讲述着，你把它们连缀起来读，豆子芝麻的阴影里分明是一代人的挣扎与过活。

　　婚姻的运气

　　上篇“过去的婚姻”的女主人公之一叫湘君，人物原型是杨本芬在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分校读书时的同学。几十年过去，这个女同学的清丽洒脱模样还在杨本芬眼前清晰地浮动着：“好看，皮肤细腻，个子高挑，扎两个小辫子，常常吹着口哨。”这样一个湘君，却接连遭到两位爱人的背叛和放弃，最后和学校的体育老师好了，怀了孕，双双被开除，回到男方的农村老家。体育老师待她好，但贫贱夫妻百事哀，丈夫为家庭累病而死，湘君拖着几个孩子，灵秀聪慧渐被粗粝和贫困磋磨殆尽。许多年后，有人来杨本芬工作的汽车运输公司找她，“是一个身条粗壮的农村大妈”，她怔了一晌，认出是湘君，两副模样怎么也叠不到一起。那是她们最后一次见面，之后失去了联系，再也不知湘君后来怎样了。“想起她，我就想哭，那样活泼的一个女孩子，结局是这个样子。”杨本芬当时所住的县城离湘君只有70公里，“她老让我去她家，我一直没有去，好后悔。”时间久了，那张面孔却愈发挥之不去，“想她，非常想她”。为了这想念，她提笔写了湘君的故事。

　　湘君的爱人不在了，但好歹有过爱情。另一篇里的冬莲，是杨本芬中年时的好友，遭受严重的家暴，经常鼻青脸肿来上班。冬莲忍耐多年后终于下决心离婚，可是离婚后前夫仍不断骚扰，寻求复合。人性中的软弱与一时糊涂让冬莲妥协了，最后她又与前夫住在一起，比离之前还万念俱灰——因为连离婚这条路也没了。起首一篇的秦老太的原型倒是最晚结识的，照杨本芬的话说，是个“撞到她笔头的故事”。秦老太在小区拾荒，杨本芬遛狗时认识她，熟络起来，才知道她的坎坷平生：爹不疼娘不爱，少女时被父亲在后腰踢出一个坑，又被随便打发嫁到山里。她带着孩子逃走，再嫁人，对方性亢奋，又怀着孩子逃走。第三次嫁人，丈夫得了生殖器癌，她从31岁起开始守活寡，一直守到老伴去世。

　　三个人，身份不同，性格不同，相同的都是枷在“过去婚姻”中的女性。传统婚姻像拆盲盒，女人一生的命运完全是系于“运气”，用杨本芬的白话来说，“嫁得好就好，嫁得不好一辈子都很难”。三个故事里贯通着同一声叹息，俨然又像是远远从上一本《我本芬芳》里贯通下来的——那本书里有许多她本人婚姻的影子，她自认为是“婚姻上的失败者”，婚姻给了她三个孩子，却没有给予温情，她与丈夫性格上很不投合，杨本芬伤心地哭过许多次，但“生活就是鸡毛蒜皮，磕磕绊绊”，也一直过了下来。

　　磕磕绊绊，常常被作为对祖辈婚姻的标准概括。回头细品，才会体味到这四个字里包含多少忍耐、痛苦、委曲求全。《我本芬芳》的评论区，不少读者问，“惠才为什么不离开吕？”杨本芬自己想起来也觉得不可思议，“离婚”两个字，她从来没想过，“脑子中过都没过一下”。在她那一代人，组建家庭是人生轨道上的必经一站，一旦结婚便车门紧闭，绝不轻易下车，离婚是如“死过一场”一样的事。尤其是女性，婚后牵挂的事情太多，她们从此做选择的一切基点变成维护家庭、为了孩子，主动离开婚姻几乎是个不存在的选项。她不敢想象如果她当初离婚，三个孩子会过什么样的日子，起码，“不可能都考上大学”。况且丈夫虽不懂体贴温情，却“不打人，不骂人”，横向对比，这已是个巨大的优点——打老婆这类事，在她那一辈人身边绝不鲜见。

　　只是到晚年，通过回忆和写作来梳理自己的一生时，她觉出“古怪”，笔尖缭绕郁结之气。幸福的婚姻属于老天随机派给，她自认“运气不好”，湘君、冬莲自然也是运气不好。就算是个性刚强的秦老太，主动逃了两次，也没逃过第三次。直到伺候了半辈子的老伴死了，秦老太才终于焕发出精神。那时杨本芬被膝盖疼折磨得受不了，心灰意懒觉得“生活没意思”，“不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拾荒的秦老太笑眼前这个作家：还意义呢，能活着就不错了。秦老太66岁上，终于迎来她一生未尝过的自由，觉得现在活得蛮好，“如今的生活才是属于自己的生活，再没有人伤害我了”。两个老太的想法看起来南辕北辙，细想本质却有同归之意：活着本身就是意义，自由本身就是意义。杨本芬敬佩秦老太的豁达和强悍，那里面有真正来自底层女性的顽力，“我比她软弱”。

　　当然杨本芬也有她自己的坚韧。纵然不曾有过真实逃离，笼罩在“过去婚姻”的阴云里几十年，为儿女操劳大半生，熬到晚年，她终究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轴心和出口——自打60岁提起笔来写作，她就在重拾主体性的过程中，一点点逃离和对抗命运的安排了。“以前没想过还能赚得这些钱”，她笑。半生围着家庭打转的她如今有了公共社会身份，意外的写作收入催生着自由，虽然来得太晚了些。杨本芬现在有很多机会和年轻人交谈，她了解到，如今时代大不同了，很多年轻女子很有主见，追求自身的独立、完整，不必像她那一辈向“运气”认命，被不如意的婚姻枷住一生。她长长感喟，“现在有各种不同的选择，选择多一点总是好事情。”

　　被遗忘的老年女性

　　杨本芬心里还记挂着好多人的故事。她并未有意去甄选写作对象，但最亲近最熟悉的，依然是如冬莲、秦老太这样，而今步入老年的女性们。脑中闲下来时，她们便自然而然地、一个接一个浮现到她眼前来。

　　老年女性是现下最被忽视的一个群体，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年轻，她们是被抛下的人，一到年龄便被抹去自己的特质，而被自动转换成承担家务和照护任务的奶奶、姥姥、老伴。她们更多被看到的是实用价值，没有人在意她们的情感需求。因此当50岁的苏敏阿姨决定独自自驾上路时，当众多上了年纪的女性被“假靳东”和“秀才”欺诈收割时，人们每每惊呼“原来也可以这样”又或“怎么会这样？”年轻人只看到稀少的个例，而只有像杨本芬这样的老年女性，才等量而成规模地体察着老年女性的真实处境。

　　因太多顾虑，老年女性在生活中常常有某种退缩，尤其怯于谈“爱”，传统婚姻不负责提供这一元素，老了也无从表达。湘君永别了爱，秦老太一辈子没体会过爱，冬莲的丈夫为了复合百般讨好她，但那不是爱。在跋涉过的漫长时间中，杨本芬听过太多类似的人生故事，那些故事的女主人公，持家，能干，一肩挑起数个子女的养育，但当面对自己的情感生活，常常都是“怕了”，经历过千疮百孔的婚姻，没有勇气再去承接一段新的感情。杨本芬感叹，“中国女人还是特别善良，牺牲精神太普遍了”。这些人，这些事，即便尚未来得及一一被转化为文本，也融进了她难以忘怀的素材。

　　一位六十多岁的女性主动找到她，希望写出自己的故事。“20岁结婚，跟老公打了20年，40岁离婚”，杨本芬一句话概括了这位倾诉者一生的主线。她试着写了写，但“没成功”，因为“人物太单调，对话太少，缺少生活细节”。可是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就是这样，像一出排演糟糕、情节涣散的悲剧，稀里糊涂演完，到头来就是这样的结尾了。故事虽没写成，但她们成了朋友。杨本芬注意到她背了个布包，看得出是拿牛仔裤改的，“那包包磨得好烂喏，怎么还在用？”她便送了个自己用不上的新包包给她，对方“高兴得不得了”。杨本芬一阵心酸，她了解到对方退休工资很低，“过得很节俭，水果都很少吃得到”。生活本质是如这样的一团乱麻，不天然构成可资剪裁的小说素材，人之笔力远远难以缚逮，但尽管如此，杨本芬还是希望能把这个故事，还有记忆中其他许多缠绕在一起的人事写出来。八十多岁的素人作者杨本芬横空出世，被同病相怜的老年女性当做令人放心的知心人，举目全社会，这样的对象何其零星。

　　《我本芬芳》有个旗帜鲜明的宣传语：“从80岁开始的女性主义。”这些年关于女性话题的讨论轰轰烈烈，杨本芬不太上网，没有直接关注，仅仅是从来访的年轻人那里听到“女性主义”这个时髦的词，包括《秋园》和《我本芬芳》两本书的责编就是个对此很感兴趣的姑娘。杨本芬曾向女儿章红讨教究竟什么是“女性主义”，女儿告诉她，就是女性的觉醒，向父权社会要求平等的权利。活了一辈子，她目睹世界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新概念新名词纷至沓来，女性迈下轨道，走向旷野。理论姗姗来迟，但于她也无妨，她已从自身和周遭的一生实践中提取总结了殊途共归的体认。她持续多年的写作如涓涓细流，水流过纸面，便必然有一些痕迹，明明暗暗地向外洇开。如果说《秋园》源自对母亲的想念和朴素浓烈的倾诉欲望，到《我本芬芳》和《豆子芝麻茶》，已在融入着更有意识的对于普泛女性命运的关切与表达。她的触角和怀抱，从自己一隅，探向广袤的人间大地。

　　注视死亡的目光

　　下篇“伤心的极限”写的是妈妈和胞兄。2006年妈妈跌了一跤，很严重，杨本芬赶忙回湖南陪她，母女俩在床畔絮絮叨叨往日旧事，一直絮叨到妈妈安然离世，看着妈妈下葬，好像还没有说完似的。母亲梁秋芳人生多舛，杨本芬为她写下感动万千读者的《秋园》，又写下这篇长长的回忆录，接下来，却做定打算，以后再不会写妈妈了。“不敢写，以前写的也不敢看，怕疼，心脏疼。”

　　和妈妈说过的一句句话，幼年经历的桩桩件件，都写得那么清晰，杨本芬自认是“记性好”，怪的是眼下的事情记不得了，但原来的事情一点都不模糊，“不思量，自难忘”。写哥哥杨自衡也是。父亲殁后，长兄如父，哥哥帮母亲撑持起这个家，是牵聚起飘零各省的杨家兄弟妹的绳索，很多读者读杨家往事，都会感念于哥哥的宽仁隐忍。哥哥是2018年走的，走时杨本芬没陪在身边，也没去参加葬礼，因为她下意识觉得，没亲眼看到哥哥死，“我在湖南就还有个哥哥”。

　　人到暮年，必定是在送走一个个至亲中度过的。先是妈妈，再是哥哥，走着走着，陡然间前头没有人了，孑然一身。杨本芬坦然注视着正在逼近的死亡，心态平静，“那是谁都无法逃脱的自然规律，你悲痛，但你终将接受”。

　　死亡不构成畏惧，也因为疼痛已先期铺垫到她不堪忍受的地步。几年前，杨本芬接受不专业医生的建议，做了一个膝盖半月板微创手术，没想到酿成坏事，“软骨、韧带都搞乱了”，去北京上海看了几次都没看好，只能被迫忍受一次次巨大的疼痛来袭。现在这成了最困扰她的事，疼得受不了的时候，止疼药不管用，她甚至念叨快点死快点死，“死了就不受这个痛苦了”。她甚至已经给家人书面预嘱过，在她大限来临的那一刻，不要送她去ICU，不要做插胃管、切气管这些创伤性抢救，她要死在家里，死在自己床上，不孤独，也不受苦，在亲人的陪伴下离开。到今年三八妇女节，她就满84岁了，她认真地算，“这个年纪不小了，可以死了，没有必要非得活多少岁”。

　　现在她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把正在写的第五本书完成。内容主要即是关于她的病痛，已经初步结尾了，还待“改了又改”。杨本芬最初打动许多人的，是《厨房里的写作》一文里那幅写作画像：“四平米厨房里，我坐在一张矮凳上，以另一张略高的凳子为桌……洗净的青菜晾在篮子里，灶头炖着肉，在等汤滚沸的间隙，在抽油烟机的轰鸣声中，我随时坐下来，让手中的笔在稿纸上快速移动。”她毕生把家庭、子女放在自己前头，那时便是在帮女儿带孩子，在绵密家务中见缝插针，两三行两三行地，竟集腋成裘。

　　现在孩子们都长大了，家里只有她和老年患病不能自理的丈夫，她听女儿的话，请了一位钟点工，每天来一上午，打扫卫生，做两顿饭。照顾了别人一辈子的杨本芬，终于能“享受”别人的照顾了，她蛮开心，“我不需要做家务了，有大把时间可以写作”，比起“厨房写作”的岁月，自是宽裕得多——只是，如果没有被疼痛绊住的话。脚一疼，她只能倒在沙发上休息，挨到疼痛如蚁群般大军过境后，再坐起来写一阵。有时竟连着两三天都“罢工”，断断续续地，反倒没有以前写得多。膝盖横竖是治不好了，杨本芬无奈中知命，“所以我现在对自己要求不高，能把第五本写出来就好了”。她想好了，那或许就是最后一本了。

　　起初为了纪念妈妈而在厨房提笔写作的时候，杨本芬哪里会想到，她，一个汽车运输公司退休员工兼家庭妇女，日后会出书，还即将出到第五本。《秋园》样书摆在自家沙发上时，她都不敢相信，“做梦一样”，又恍惚“有一点幸福感”。《秋园》收到全国读者的反馈和鼓励，许多人翘首催问“后来呢？”不继续写都不行了。写啊写，从“素人”写成了“文坛最著名的素人”，83岁的杨本芬有时也问自己，为什么还在努力喏？想了一晌，发现“没办法”，就是喜欢写，爱写，“不写一点东西就无所事事”。她一生想读书想学习，家里帮不了她，丈夫帮不了她，最终是她自己帮自己涉过生活的泥淖。这是她一生难得的黄金时刻。

　　杨本芬现在的作息有点类似专业作家了，但心态还保持着松弛和自由。或者说，于她而言，写作这件事本身就是超脱于俗常的松弛和自由了，不必再寄予更多目的性。成功是意外的收获，而她只属于她的那支笔。（张玉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