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乡下那些读书人

——长篇小说《蚂蚱》创作谈

　　作者：王兆军

　　蚂蚱庙是个较大的村子，不仅有肥沃的土地，还有集市、酒坊，庙宇、地方戏班和私塾。到私塾读书的人，多是本村子弟。能上得起学的，大多是那些日子过得较好的中等户，他们交得起束脩，希望子弟们通过读书将来有点出息。那时科举已经取消，所谓出息，就是识一些字，懂得主流社会的各种礼仪和文书，在村里能帮人办些行文事务，比如写地契、婚约、分家单、吊簿、借条之类。个别能写求雨告示、迁坟帖子、墓志铭的，算是上等人才了。识字的人，在传统乡村会受到人们的尊重，会说书的（如绰号揭张子的谢殿章），能给人开处方的（如林宗儒），当私塾先生的（如刘振兴和石晓楼），进城给官府做事的（如赵建章），都算是蚂蚱庙读书人中的佼佼者。

　　《蚂蚱》，王兆军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定价58元

　　私塾让蚂蚱庙村在文化上较附近其他村子显得厚实一些，这里还出过文武两个秀才。蚂蚱庙私塾的最后一位先生是秀才刘振兴，禹屋村人，被西酒店大练长家请过来教书——蒲松龄所写的书馆——这是当地读书人的出路之一。刘先生不仅精通四书五经，还喜欢楚辞，他的学生中有几个会作诗，而且学了屈原的腔调，常用长短不齐的句子，中间加了一些“兮”字，看上去有些文气。清末废除科举，石晓楼来到村里担任私塾先生，仍然保持了晚清学塾的传统，但教材发生了变化。扈崇礼在那里一直读到《春秋》（私塾的高级课程），另外还加了新学校必读的《格物》（差不多等于现在的常识课和自然课）。赵琪就在新学堂里教过这样的新课程，算是洋务、维新、革命了。

　　赵琪，一位传统意义上怀才不遇的乡村知识者。赵琪这个人，确有才情，也懂一些潮流走向，并不迂腐。他积极参加抗日，大义大节没有问题。他对各党派的主张都有所研究，说明他是关心政治，有心贡献社会的人。赵琪同情云舒的遭遇，但未曾表达更多的意向，想必他心里藏着的只是物伤其类、同病相怜的人伦感受。他模仿楚辞，文字虽然晦涩，但不迂阔，语言上有一定的功力。旧时较大的村子里，一般都有一两个这样的读书人。因为读书多，知道的多，这种人往往自视甚高，不仅看不上文盲愚人，甚至也看不起同类。由于生活条件的限制，他们没有用武之地，便想着通过辅佐什么人成就一些事，以期有所建树，同时改变自己的生活境况。从这一点上说，赵琪是传统的。如果遇不到明君贤人，这种人便觉得生不逢时，满心都是落寞，好像无处着力似的。赵琪的优点在于崇道不崇力。如果某种潮流、势力、强人在道统方面不能与之适合，他宁肯孤独，宁肯悲守穷庐。这一点，和孔子说的“道不同不相与谋”，“道不行，我将乘桴浮于海”是一致的。由此可见，赵琪的价值观基本上还是儒家的，而且力行不悖，从不妥协屈从。赵琪喜欢看一些谶纬之类的书，据说还学了“捉拿小鬼小神”的把戏。这是那个时代乡村知识分子的个人兴趣，是不得志者的一种消遣，就像现代人的钓鱼、玩鸟、旅游一样。赵琪本人到底信不信这些？我以为，他是相信的，但潜意识里也许还有点工具论的意味。他的观念，他的主张，他的心理偏向，都在这些把戏的解释之中。所以，当云舒说，“那些小鬼小神就像你养大的孩子似的“，赵琪笑而不语。赵琪是一位优秀的乡村读书人，是只属于那个时代的不识时务者。他的名言——不识时务者方为俊杰——其实是他的某种自许而已。

　　林守典，一位迂阔低能的书生。他读过书，但是不谙世事。他走的路是典型的旧乡村读书人的路。因为没有独立人格，也没有独到的学问，很难划归知识分子的范畴。从前，读过私塾的乡村学生，就业出路之一就是教书，好的去富人家设馆，如蒲松龄，一般的，就在村里当私塾先生。私塾和家塾不完全相同，私塾大多是为族内子弟识字而设，偶尔也吸收外姓或外村的子弟。还有一些读书人会到城里找事做，作家孙犁的父亲就当过账房先生。孙犁回忆父亲时说，他老人家回村都是坐牛车，每次车到村口他就下车，步行，遇到乡邻必得寒暄几句。更多的私塾学生下学后，除了种地，也为村民做些细事，参与喜丧往来、书写土地契约，或主持公众活动，如求雨、迁坟、组织庙会和社戏等等。作为私塾先生，林守典不是一位优秀的教师，他的学问肤浅杂乱，没有什么真知灼见，这方面不如赵琪。守典视野狭窄，不关心潮流，对世事变迁持漠然态度。他说话文绉绉的，但不会办实事，比如借牛耕地那件事，就办得很糟糕。学生不能按时缴纳束脩，他也不知怎么收取，只管在对联上发泄牢骚，后来还是贾三福帮他收上来的。用迂阔两个字来形容林守典，是确切的。

　　读书人往往善良，但也较多患得患失，犹豫不决，虚荣爱面子。谢芳春就是这样一位掉进善良陷阱的好人。他读过私塾，有文化，也正直。他当抹斗手时，坚守职业道德，不看主子的眼色行事，获得公众的好评。小短辫早年也当过抹斗手，但他往往凭自己的好恶办事，因此在道德水平上不如谢芳春。贾三福则是看主子眼目行事的人，如果不是潮流逼垮了这个职业，三福会继续干下去。在三个抹斗手当中，谢芳春是最受人尊重的。但是，这个人太善良了，善良得没了边界。他同情瘸子的遭遇，说过同情怜悯的话，说明谢芳春这个人品性厚道，是个读过书的好人。但他遇事没个决断，常常碍于面子，不肯对坏人下逐客令，最后反为其害。中国许多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都有这个缺点——只凭自己的感受处事，缺乏理性认知，不能坚持最初的和正确的判断，态度暧昧，含糊其辞，拖泥带水，最后落得里外不是人。俗话说，一坨黄泥掉进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谢芳春的遭遇，叫人唏嘘不已，其中有值得借鉴的教训。

　　小短辫赵建章，一位放任性情但品位不高的人。他虽然读过书，略知孔孟，但实际上没什么学问。他虽然有个秀才的头衔，但那头衔是拿钱捐的——等于花钱买了个文凭。晚清时期，朝廷财政紧张，便在教育上设了买官鬻爵、出售学历的把戏。赵建章基本上是个机会主义者，待人处事都没有秉持的原则。他觉得假秀才这个冠冕有点用处，就想办法买了一个，并不以为这有什么不好。赵建章并不真正理解三民主义的精神，从他处理的几件民事纠纷就能看出他的随意性和乱作为。身为县级政府的一位公务员，他居然吸毒！这种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哪怕有一点机会，也会倚官仗势，耀武扬威，比如他趁着县长外出的机会骑高头大马回蚂蚱庙那一节便充分显示了他的张扬和任性。小短辫思想陈旧，对法律和权力都缺乏文明意义上的认知。他逛窑子，弄暗娼，行为上不够检点。他下馆子不给钱，收受大量烟土之类贿赂等等，说明这个人基本上是个混混儿。那个时期，天下动荡，社会上没有这种人的生存空间。

　　林宗申是《蚂蚱》中比较复杂的一位读书人。他对政治有相对清醒的认识，但没有定力。根据历史经验，根据当时的民心，他基本准确地预判了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事实果如其言，但是时代的局限注定了他命运多舛。和大多数读书人一样，林宗申基本是站在当时主流社会一边的，混入体制，既能保护家族的安全，也能彰显自己的名声。孔子听了阳货的话，决定出仕为官，李宗申也是自求闻达的人。在学识上，他和赵琪旗鼓相当，但林宗申走的是入世道路，赵琪走的是民间道路。前者如风中芦苇，后者则我行我素。宗申的明白在于其两手准备，即有意识地做两面人。他知道自己服务的那个系统不会长命，所以对另一种政治力量网开一面。这显示了此类知识者狡黠的一面。林宗申的行为并非完全出于算计，因为当时他那样做到底还是冒了一些风险。林宗申后来因此保存一命，功罪各论，验证了他的聪明。解放后，宗申对世事不再发言，甚至极力掩饰自己的学识和立场，偶尔失言，便后悔不迭。这种表现，让人想到魏晋时期那些噤若寒蝉的竹林贤人。

　　有些人读过几天私塾，但从来不被看成读书人。他们有自己的经历，不乏传奇，但其中没有书籍的影子。作品中的扈廷这个人，也读过书，但终生只是个货郎而已，看不出学问的影子。他个子不高，面部光滑，没有胡子，上过三年私塾。这个人有原型。我家和他家在同一个生产队。他家的草屋就在生产队的禾场前边。在禾场上干活，如脱粒，按场，捞穰子，都是长时间高强度劳作，渴了，我有时会去他家喝水。印象中，扈廷大爷一辈子不曾到生产队劳动过。当时我觉得很奇怪：普天之下，集体所有，人人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人人都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并受队长的管制，在这种滴水不漏的体制之中居然还有一位终生不参加集体劳动的人！为此，我咨询大人长者，他们都不肯回答。问我父亲，父亲沉吟好久，才说：“人家是经过事的人啊！”我当时不敢继续追问，心存狐疑。扈廷每天都挑着货郎担子去赶集，活动范围包括附近几个集市。他从来不说生意的事，估计挣钱不会太多。别人议论村里的事，他都持了超然态度，不参言，不褒贬，好像他压根儿不是这个村的人，甚至是脱离了这个社会的管理，奉行某种特权一味自行其是的人。他对任何规定都充耳不闻，不论刮风下雨还是艳阳高照，照样赶他的集，对公家的任何要求都不理不睬。当我写完这本书，重新过滤他的一生，突然明白这个人何以对外界的要求满不在乎。他忍受过非人的艰难，十几岁时就曾推着小车去苏北接娘回家。在那次蚂蚱庙的惨案中，他差点死在瘸子的枪口下。他压过宝，设过大额赌局，输赢都是冒险。他看到许多人倒霉，也看到许多人发达，更看到今日发达明日落魄的悲喜剧。世事颠簸，过眼云烟，生若薤露，他已看穿了人生，短暂，虚空，反复无常。既然如此，他还在乎什么请假不请假、分粮不分粮！每当我想起那个人满脸的沧桑，就明白“过来人”这三个字的含义。读书的效应，远不如实际生活更让人深刻，更让人睿智。

　　另一个人，就是东南江沿上理发的林宗余。他是上过学的，家里还有过一本字典。他的妻子，宋氏的儿媳，就是我姥爷的亲姐姐。那时，父亲常带我去那里剃头。林宗余回乡前，这里大人小孩都是去小石桥那边的槽棚里剃头。那里有个专为过路牲畜提供草料的驿站，村人称之为槽棚。主持槽棚的那人姓杨，是外来的一位游民，他和村里几位哥们合伙办了那个行脚驿站。老杨会剃头，会唱小戏，对人和蔼可亲。冬天里，很多人到那边烤火，燃料是牲口吃剩的谷草残料，火少，烟大。老杨理发用的是刀子，小孩子头发里总有些泥沙，刀子一动，很疼。每次剃头，对我都是一场生死考验，父亲为此想了很多强制和诱骗的办法。直到林宗余从上海回来，带来推子，我才脱离了剃头的大劫大难。推子理发不仅不疼，声音还很好听，嘎达嘎达，金属接触头皮的霎那还有点凉，我很享受那过程。不久，理发时放在胸前的那块白布黑乎乎的，好像从来没洗过似的。每到中秋节和过年，父亲就会带我去那边剃头，顺便送上几个铜板，后来是纸币。我那姑姥爷从来不看我爹给了多少钱，一副不在乎的样子。我提醒过爹，说姑姥爷没看你的钱。爹说，那人从来不在乎钱，他不喜欢别人跟他说钱的事。林宗余是个不喜欢谈钱的乡下读书人，凤毛麟角，虽然半生飘萍且下场悲惨，但我依然对其心存敬佩。

　　有些读书人，脾气古怪，跟平常农民不一样。有一位来自东海县的人，从来不吃剩饭！多好的饭菜，只要剩了，他不再吃，无论是鱼肉还是菜蔬。人家说，那人出生于大户人家，是个公子，从小不吃剩饭。

　　还有一位读书人，是此地有名的二知先生。因为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还明白阴间的事物，常被丧事家主请了去堪舆。看林地，选墓穴，这是很重要的大事，主人必得招待，还要付费。这位阴阳先生有个癖好：从不使用主人家的餐具。无论到哪里，他都带着一个布兜儿，里边装着两个碗和一双筷子，还有一条粗布小毛巾。如果用了别的餐具，无论饭菜多好，无论餐具刷洗得多么干净，他都推开，坚决不用。

　　扈崇礼，那一代人中的少年。他是独子，家境富足，很受疼爱，上了八年私学，读到《春秋》。我写《蚂蚱》，很多故事是从他那里听来的。他和老伴住在一所低矮的茅屋里，家什很简陋，饭食也都很平常。他说他喜欢草屋，冬暖夏凉。人老了，气不足，不能住太大的房子。秋冬的夜晚，我忙完活计，就到他那里听故事。他有学问，对历史理解得相当透彻。说到村子里的故事，他总用白描的方式叙述，很少臧否。他说话靠谱，自己看到的就是看到的，听别人说的，会注明这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听谁说的，从不信口开河。他脸上总是挂着平静安详的笑容，一副阅尽人间炎凉，宠辱不惊的样子，有时说到某家族或某人的短处，他会表现出迟疑不决、欲说还休的样子，然后选了最精准的词语，委婉道来。每次我离开他那间草屋，都是半夜三更，他和老伴拿着手电筒送我到门口，直到我到了巷口拐弯处，他们才回去。这样的古道热肠，这样的古风犹存，常让我心有不忍。八十多岁的人，黑天半夜出来送我让我很是不安。他说，这是个礼数。他偶尔也会幽默一下，讲个笑话什么的。有一次，他说，有一位从前的县官，看到街上很多美女，口占一联：树多红花欲得一支难到手。许多年过去，没人能对出下联，叫我试试。次日，我写了一幅字，上联是县官的那句话，下联是我杜撰的：酒无青梅且饮三杯宜知足。他说，对得好，字也写得不错。过了几天，我发现他把我写的那个窄窄的字条装裱了，挂在墙上。再后来，他告诉我，有个人想出两千元买这幅字，他不卖。那人说还可以再加些钱。崇礼说，“人家给我的就是给我的，你给多少钱我都不卖。”

　　想起乡下那些读书人，我感到很亲切，也有不少感慨。（王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