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轶伦

　　上海是中国连环画的大本营，赵宏本、沈曼云、钱笑呆、陈光镒、赵三岛、笔如花、颜梅华、徐宏达、严绍棠、何庙云、顾炳鑫、刘旦宅……他们的作品，家家户户，耳熟能详。

　　20世纪40年代，徽州少年汪观清初来上海，坐在小人书摊前捧读连环画时或许没有想到，自己会从看书的小读者变成画书的连环画家。

　　从家乡山水里走来的汪观清，用牵着一头牛的奋进精神，一头扎进这座城市的连环画绘画事业。

汪观清在创作中（资料照片）

　　牛是我创作的对象，也是一种精气神的代表

　　周末周刊：每次经过地铁人民广场站，都能看见您创作的一尊雕塑，铜牛回首，双目炯炯，每天在这个日均客流几十万的大站“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们。这是上海最市中心的地方，没有一丝田园风光，为什么您会为大家“牵”一头牛来？

　　汪观清：上海市中心没有耕地，是不需要牛的，但这座城市里的人们需要牛的精神。这座雕塑，蕴含“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意义，题词用了周谷城先生的字“大武有力”，这句话源自《诗经·郑风·羔裘》中的“孔武有力”。

　　周末周刊：您是不是很喜欢牛的那股劲？

　　汪观清：牛很沉默，最能吃苦，我从小喜欢看牛，牛是我创作的对象，也是一种精气神的代表，有时我以牛自喻，有时在用牛勉人。

　　周末周刊：您小时候放过牛吗？

　　汪观清：我没放过牛，但是我祖父小时候家贫，十二三岁给人当长工，为主人放牛。

　　我是徽州人，在我幼时，徽州男人世世代代沿袭一种固定的人生模式：成家立业、外出谋生、晚年返乡。我祖父的人生道路也是如此。

　　在我们家，人人都知道祖父发家的故事：还是少年的祖父捡到了一个路人掉下的包裹，他紧赶慢赶追上了包裹的主人。那人看到祖父小小年纪拾金不昧，很是感动，就留下名片，承诺等祖父长大后如果想离乡谋生，可以去找他。祖父到了可以外出的年纪，抱着试试看的念头，按照名片上的地址写了信过去，对方真的回了信，还给了地址和路费。就这样，我的祖父远离家乡去了江苏启东，从在杂货铺当伙计开始，直至自己创业、开设茶行、开枝散叶。

　　一件小事改变了家族的命运，所以，信守承诺成了我们家最重要的教育。祖父的堂名是“耕莘堂”，有一块木匾悬挂在我们老家中堂厅上，我后来就用了这个名号，自称“耕莘堂主”。

　　周末周刊：“耕莘”，是不是有晴耕雨读的意思，也和牛隐隐相关？

　　汪观清：对，就是要我们学会默默耕耘。当然，我喜欢牛还有个感情因素，和我母亲属牛有关。

　　我父亲成婚后和叔叔们一起到上海工作，所以从我童年记事起，家里就全靠母亲撑着。她给我的印象是永远在忙：早上起来忙家务，然后去照顾田地，回家照顾孩子们直至夜深还在缝补衣服，一刻不得闲。晚年母亲患了青光眼，看不清人，有时我从上海回老家去，还看到她在沙地边劳动，我就走过去，接过她手里的锄头，在边上不出声地帮忙干活。母亲当时只觉得身边有人，却不知道是谁，就说：“你这个哑巴，还帮我做事，人真好。”她就是这个样子，话不多，对我宽厚的爱都在行动里。

　　“远岸牧童吹短笛，蓼花深处信牛行。”看到牛，画牛，总让我想到童年的村子，想到徽州美丽如画的山水，和在山水间像牛一样诚恳为本、勇于开拓的祖父，想到只问奉献、默默一生的母亲。

　　浸染在一个活生生的艺术博物馆里

　　周末周刊：您的处女作画的是牛吗？

　　汪观清：我的处女作画的是我的姨婆，当时是我的老师鼓励我画的。

　　我小时候在家乡金滩村的舟川小学念书，那是一所教授新事物的新学校，教功课，也教足球、篮球、手风琴等。老师也不是传统私塾里的老夫子，而是思想开明、受过专业师范教育、很懂得科学的教书育人方法的好老师，使我受益匪浅。

　　当时学校里有一位吴泽民老师，擅长书法，知识渊博。还有一位毕孟军老师，会京剧、拉琴，还会自己设计形象、登台表演。他特别擅长绘画，每逢有孩子学习好、表现好，他就会画一幅画作为奖励。当时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得到他的画。一旦得到了我就在家细细看很久很久。

　　对老师的崇拜之情会潜移默化影响孩子一生。我姨婆年轻时寡居，一直住在我们家帮着料理家务，她过世后，我画了一幅这位姨婆的肖像。吴老师看到后，在画的下方用毛笔写下姨婆的生平和悼词。这幅悼亡之作就是我少年时代的处女作，被我珍藏了七十余年。

　　周末周刊：冥冥之中，似乎总有一种力量引导您走向绘画。

　　汪观清：长大后我思考过，为什么我的成长路上总能遇到这么多藏龙卧虎的能人，我觉得这得益于我在徽州长大，这里人杰地灵，有深厚的人文积累。

　　举个例子：当时徽州家家户户，不论穷富，都会挂着书画，再穷的人家，客堂里都会挂着对联。还有随处可见、俯拾皆是的徽派建筑里的木雕、石雕和砖雕，无不美轮美奂。你在日常生活中，路过每一间屋子的转角、抬头看到的屋檐，每幅作品都讲述着民间故事、戏文传奇、祥瑞纹样。可以说，每天上下学路上、外出玩耍的我，浸染在一个活生生的艺术博物馆里。更不要说，我的家乡就是新安画派的发祥地，黄山、白岳、新安江等美景和查士标、孙逸、汪之瑞等名家一起构成了家乡的艺术氛围。黄宾虹和虚谷也是我的同乡。

　　周末周刊：您当时想过效仿同乡前辈立志当画家吗？

　　汪观清：因为我不久后就到了上海，完全进入一个新世界，我当时没有立志终身以绘画为职业。但童年的氛围总让我觉得，长大后成为画家、成为像同乡大师一样的人，不是触不可及的理想，而是一条可追随、可实践的道路。

　　在画画这件事上，我还真的是有些牛脾气

　　周末周刊：作别母亲，作别故乡的青山绿水，来到上海时的感受如何？

　　汪观清：我记得我第一次到上海是1943年。父亲当时在老南市区旧校场这里开了一家手工摇袜子厂，颇有规模。母亲带我和两个妹妹到上海，住在江西南路110号弄堂的二楼。不久后母亲带着小妹妹回到徽州，我和大妹妹留在上海读书。

　　我在民德小学念书，和同学里一个叫石根根的小伙伴要好起来。我们都喜欢画画，有时放学，我们就一边走一边画，在柏油路上画，在墙上画，像比赛一样，越画越起劲，不知不觉就画到了江西南路的尽头，就是今天的人民路。当时，这里是华界和租界的分界线，我们在租界，看着栅栏对面被日军占领的华界，荷枪的日本兵走来走去，敢怒不敢言。

　　父亲的袜厂当时已经有五十多个工人，可时局动荡，厂里遭遇了一场火灾，片甲不留，父亲破产了。我模模糊糊地觉得，无忧无虑被家长庇护的日子结束了，自己必须挺身而出，想办法赚钱了。

　　周末周刊：您还记得上海解放那一天吗？

　　汪观清：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住的地方位于江西南路和金陵东路交界处，金陵东路很特别，一条街都是骑楼。上海解放那天，我清晨路过金陵东路，亲眼看到解放军战士抱着枪睡在湿漉漉的骑楼下，不少小战士身上都是泥巴。

　　过去，我们住的地方属于法租界，路上是越南裔的巡警走来走去。不远处属于英租界，马路上又是印度裔的警察。现在，这个城市终于真正回到了人民手中，眼前这些和衣而卧的人就是真正的英雄，在大家心里，他们就是最可爱的人。

　　周末周刊：解放初期您处于怎样的一个生活状态？

　　汪观清：当时我已成了家，需要工作，就在亲戚家的小百货店站柜台。可我心里真正想做的事是画画。在没有顾客的时候，我就趴在柜台上画、在报纸上画、在包装纸上画……简直着了迷。父亲看我还是那么痴迷画画，这才决定为我找一位老师。于是我辗转来到陈盛铎先生的现代画室。陈老师是留日归国的上海美专教授，他对基本功抓得特别紧，我在那里每天学两到三个小时，学习了半年。

　　我从现代画室结业的时候，正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后，我决定不再站柜台了，自己根据报纸上报道的战斗英雄事迹，编画了许多短篇连环画，开始了投稿生涯。

　　现在回想起来，我从小在许多人生大事上都听父母安排，但在职业和志趣的选择上却起了执拗。在画画这件事上，我还真的是有些牛脾气。

　　赶上了连环画的黄金年代

　　周末周刊：为什么一开始就选择了连环画，而不是其他绘画门类？

　　汪观清：我小时候第一次来上海时，就被连环画迷住了。可以说，我对这座城市产生的最初的亲切感，是和这种被上海人称为“小人书”的艺术种类分不开的。

　　周末周刊：当时在上海，连环画有多受欢迎？

　　汪观清：是最受欢迎的娱乐方式。我记得我小时候，不仅在我们家住的弄堂门口，几乎上海每一条弄堂门口，都支着小人书摊。上海的孩子、家庭妇女、职员和工人，一有空就会去看。有人统计过，上海解放前后，街头巷尾每日读者不下二十万人，出租摊贩人数超过三千。新书上摊时，简直和现在电影上映日一样热闹。

　　特别是暑期，小人书摊会营业到夜里12点。我们家楼下的小人书摊主，人称“红鼻子伯伯”，会把一本热门书拆成上下册或者上中下三册出租。他喜欢我，会特意少收我一点租金，还会在新书来时让我先借，我就带回家临摹。看小人书、临摹小人书，就成了我到上海最初的乐趣。

　　周末周刊：据说，上海解放前，经营连环画的老板会布置画师去看新上映的首轮电影，看完之后让画师连夜画出来。最快的时候，第二天可以付梓。电影上映不过三天，同名连环画已经问世了。对于当时大部分看不起电影也没钱去剧场的普通人家来说，阅读连环画是紧跟时尚潮流的最快捷方式。

　　汪观清：是的。上海解放前，连环画中，史话、神魔故事、侠义小说、恋爱故事等内容占了大头。进入新时代，百姓渴望看到思想进步的新题材，而连环画出产最快，能紧跟时事，简洁易懂，得到了政府大力扶植。

　　周末周刊：贺友直先生曾说过，20世纪50年代是上海连环画的黄金年代。

　　汪观清：是的，我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当时我陆续给《安徽日报》《通俗报》投稿，画的《当选的青年女代表》《师徒团结，搞好生产》等相继刊出。我还接到了一个私营出版社的任务，是画志愿军军人的爱情故事。我用一周时间完成了任务，收到了68元5毛稿费。我很高兴——终于能有收入养家了。

　　精品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周末周刊：您画画质量高、出手快，是当时业界有名的“快牛”。1956年，您加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人美”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连环画出版机构，社内精英人称“一百零八将”。很多我们如今都耳熟能详的海派画坛大师如程十发、刘旦宅、陆俨少和张乐平、方增先、黄胄等都参与连环画创作。时至今日，许多持续热销且被收藏市场热捧的连环画都出自上海人美。

　　汪观清：能出精品，真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社里把最好的资源、后勤保障都给了画家，许多条件是新中国成立前单干的连环画家不能想象的。

　　就说一个小细节：我刚到人美的时候，社里在延安路模范村边上借了一个大房间，办了一个素描晨训班。每天早晨大家上班前，提前一个钟头来这里训练、研讨、画画。社里还请接受过专业美术训练的韩和平来做老师，大家学习热情高涨。像贺友直，总是去得很早。一次他问门房自己是不是来得最早的，没想到门房回答他，黎鲁天不亮就来了。

　　当时的社长吕蒙、副社长黎鲁在社里的办公室都朝北，把阳光充足的朝南房间让给我们搞创作。对我来说，“人美”两个字，不仅是一个出版机构、一个单位，是我们的大家庭，更是我的大学。当时我很年轻，就能和那么多名家一起共事，受益匪浅。

　　周末周刊：所以当时您连家也搬了，就为了离人美更近，和同事们一起“奋牛蹄春”。

　　汪观清：是的。出版社在长乐路，当时几乎我所有的画家同事和朋友都住在附近。张乐平住在五原路288号，程十发住在延庆路141号，贺友直一直住在巨鹿路，大家都是以上海人美为圆心，安下住所。1956年，延庆路141号一幢西式砖木结构小楼，被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作为宿舍安置员工。仅这一幢楼里，就入住了罗盘、王仲青和吴性清、韩和平等画家。

　　我搬到五原路大华新村，一共住了16年。那是一幢三层楼的花园洋房，环境很好。我们一家老小住在三楼。一楼住着连环画家夏书玉一家，二楼住着一位《解放日报》记者一家。当时我也会为报社新闻配图，比如外国剧团来上海演出，我就坐在第一排，一面欣赏演出，一面当场绘画。等到演出结束，我的速写也完成了，当即交给记者。第二天两幅插图见报。

　　我一直觉得自己特别幸运，能见证中国连环画事业最兴盛的年代。上海是中国连环画的大本营，无数优秀的画家跻身这个行业，为行业带来高标准，这座城市也为画家提供最优质的资源和施展身手的最好舞台。因为画连环画，我和身处的时代有了更深的连接。

　　“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

　　周末周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堪称连环画的“丰收季”，涌现了贺友直绘制的《山乡巨变》《连升三级》《李双双》《朝阳沟》，顾炳鑫绘制的《渡江侦察记》《红岩》《小辫子哥和我》，华三川绘制的《白毛女》《青年近卫军》，程十发绘制的《画皮》《孔乙己》《阿Q正传一百零八图》，刘旦宅绘制的《屈原》《雌雄剑》，您绘制的《红日》等等，皆堪称经典之作。

　　汪观清：很多读者说，读我的《红日》是第一次沉浸在英雄故事的时刻。对连环画作者来说，这就是我最想听的赞美了。

　　为了创作《红日》，1961年的夏季，我第一次来到孟良崮。当时大石块上还能看见弹痕和马骨。亲历战争的老乡们，向我描述当年的炮火如何密集轰击。我听着，心里非常激动。当地生活艰苦，每顿饭就两个窝窝头，而且还是用花生壳磨成粉后加上榆树叶子和一点小麦粉做成的，非常干硬。但村庄里几乎家家都曾给解放军输送过粮食，一说到解放军，连老奶奶都会双眼发亮：“我们舍命也要支持。”

　　两次采风，我在孟良崮创作了270幅画稿，累坏了。回到上海，我大病一场，咳嗽咳出了血。等到身体稍微恢复一些，我立即又去上海警备区某部体验生活，和大家一起练习射击、投弹等，有了充分的准备后，开始创作。1963年，我完成了《红日》，这是我付出最多心血的作品，许多年来也一直是我的代表作。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部红色经典已出版了19个版本，印数超过150万套（600万册）。

　　周末周刊：创作《红日》，也让您和军人结缘。

　　汪观清：是的。有许多事，只有从军人的视角去看，才能画出真实的战场和真正的英雄。记得我当时一幅画画的是母亲抱着死去的孩子哭泣。有人建议我画一位战士抱着那孩子，因为群众的孩子也就是解放军的孩子。

　　还有一幅画，是大娘用簸箕盛满花生送给战士，战士开心地接了过来。也是多次参加战斗的军人告诉我，人民军队有严格的纪律，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我们画军事题材，不仅要画好人物、画对战斗场面和武器，还要把握军队的政策纪律。

　　1963年，国防部批准授予驻守上海的某部八连“南京路上好八连”光荣称号。出版社把画《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任务交给了我。而“好八连”所在的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王必成，就是《红日》小说中沈振新军长的原型。当年为画《红日》，我采访过他。他说：“你到孟良崮上跑一趟，就能找到答案。”从上海到孟良崮，从《红日》到《南京路上好八连》，都是缘分。

　　周末周刊：今年夏天，您的“笔墨军魂——汪观清军事题材作品及相关史料展”在上海亮相。这是92岁高龄的您的首次军事题材专题展，汇集了70余年间创作的相关作品300余件。

　　汪观清：很多人说喜欢上海，喜欢这座城市摩登、时尚。但我喜欢上海，是因为这是一座有好八连的城市，一座有英雄的城市，一座红色的城市。因为与部队结缘，也使得我后来在40年间三走长征路，60年间四画“好八连”，58年间三画“雷锋”。我很自豪能画下他们。我从来没忘记上海解放那一天看到战士时心灵感受的震动，也忘不了霓虹灯下的哨兵带给我的持续的感动。

　　周末周刊：之前您90岁那年，曾在上海朵云轩首发“耕——汪观清绘牛六十载作品分享会暨木版水印签名版”，当时距离您1961年第一次绘牛过去了正好60年。

　　汪观清：时间过起来真是弹指一挥间啊。1961年我在青浦郊区搜寻“和血吸虫病做斗争”创作题材时，偶然看到戴着红领巾的兄妹俩牵着一头水牛在田边慢走，后来老牛驮起了兄妹，向小岛游去。相比小孩子，牛算得上是庞然大物，却“俯首甘为孺子牛”。我很喜欢那个时刻，也从画那头牛开始一直在画牛。

　　1961年我才30岁，还算“小汪”，现在我都过了九旬了。但我一直是一头在同一块田里埋头耕地的牛，“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我还在创作一线，我还一直拿着画笔，不停地用作品回应时代。（沈轶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