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经典而追求出版的精致

　　——评“中国古典小说藏本丛书”的版本选择和整理

　　作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市古典文学学会副会长 詹丹

　　日前，人民文学出版社积数十年出版古典小说的经验，推出“中国古典小说藏本丛书”25种，在书目遴选、文字校注、装帧设计等方面，精益求精，堪称经典。捧读在手，令人由衷喜欢，故急于要把自己的阅读心得，与大家分享。

　　中国古典小说，浩如烟海。仅以白话小说论，收入《中国通俗小说总目》的就有一千余种，而文言小说，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与笔记的界限较难厘清，所以一般的统计数量就更为混杂庞大。如宁稼雨所编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收入文言小说书目就超过了两千种。总之，除了脍炙人口的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十来部，再要从中选出十余部，以形成25种的藏本丛书规模，实属不易。

　　此次选目，在充分考虑经典名著的前提下，也把百姓喜闻乐见的几部历史演义小说纳入其中，形成从上古社会到晚清历史的整体风貌。依托这一历史长河，把神魔灵怪、英雄侠义、官场公案、世俗人情等题材融会其间，并因社会背景、作者思想等不同，使得同类题材小说，如《儿女英雄传》中的儿女情之于《红楼梦》，《三侠五义》中的英雄侠客之于《水浒传》，都有了互文对照的阅读效果。当年的鲁迅、胡适都有过相关论述，此不赘述。这里仅讨论版本的选择和整理。

　　不少小说版本，有一个复杂的系统。选定书目后，以什么版本为底本加以整理，常是许多古典小说研究专家为之纠结的。比如《水浒传》，流行的版本就有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回本。百二十回本作为并不高明的后人增补，所留下的各种艺术破绽，无需讨论。倒是七十回本，虽然研究界已确定其为金圣叹删改，并非删改者宣扬的“古本”，但因为金圣叹毕竟是评点大家，也确实有不少高明的见解，所以心仪于七十回本的，大有人在。但即使不考虑小说定型时的原貌，金圣叹删改是否就一定合理，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里举一例来加以分析。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是《水浒传》的经典片段。两个版本，写林教头替换老军看守草料场后去酒店打酒喝，叙述文字上就有细微的差别。容与堂百回本是：

　　林冲径到店里，主人道：“客人哪里来？”林冲道：“你认得这个葫芦么？”主人看了道：“这葫芦是草料场老军的。”林冲道：“如何便认的？”店主道：“既是草料场看守大哥，且请少坐。天气寒冷，且酌三杯权当接风。”

　　其中，林冲问店家的“如何便认的”，并没有得到店主回应。所以在金圣叹的七十回本中，林冲的那句问话改为“原来如此”。这样的改动，看似照应了前后逻辑，有一定道理。但也因此忽略了生活中常有的另一种状况，就是人们的对话，常常答非所问。或者说，百回本中的店主不回答林冲的进一步问题，而是专注于热情招待，倒是更能表现出他性格的某个侧面。这样，出版藏本丛书的《水浒传》，底本选用百回本，就不仅仅是保存古貌风格的问题，其自身特有的艺术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

　　再如，《儒林外史》的最早刻本是卧闲草堂本，藏本丛书以此为底本当然没问题。不过清代同治八年（1869年），金和在《儒林外史跋》中提出：“先生著书，皆奇数。是书原本仅五十五卷，于述琴棋书画四士既毕，即接《沁园春》一词；何时何人妄增‘幽榜’一卷，其诏表皆割先生文集中骈语襞积而成，更陋劣可哂，今宜芟之以还其旧。”这一观点，得到过当代学者章培恒先生等的认可。所以早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50年代出版张慧剑先生校注的《儒林外史》，以及1978年后出版“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时，曾删除《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只是将结尾的“沁园春”词，移到第五十五回文末。但对于第五十六回究竟如何看待，学术界一直有争议。何满子、陈美林等学者认为，这是整体结构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晚近，学者商伟则从小说主题与结构的张力角度，论述了第五十六回的整体意义，分析视角颇能给人以启发。更何况，卧闲草堂本原本就有第五十六回。所以这次出版藏本丛书，虽然仍采用张慧剑先生这一经典校注本，但又保留了第五十六回，还是较为审慎的做法。

　　又如，《聊斋志异》的版本选择问题，也较为复杂。虽然1950年代就发现了蒲松龄手稿本，可惜只有半部，且里面有个别文字脱漏，特别是与抄本、刻本文字有不同程度的出入。这样，就给校对的斟酌取舍，增加了相当难度。张友鹤先生辑校的“会校会注会评”本，俗称“三会本”，固然相当经典，但其所用的底本并不统一。虽然可以理解为择善而从，但所谓的“善”，其实是见仁见智的，反不如以一种底本（比如稿本或者抄本）为依据，能够消弭纷争。比如名篇《促织》，其结尾处一段描写，交代了成名之子化为促织才战无不胜的内容，即“后岁馀，成子精神复旧。自言身化促织，轻捷善斗，今始甦耳。抚军亦厚赉成”。这段文字，是稿本和接近稿本的二十四卷抄本所无的。不过，“三会本”在正文中依据青柯亭刻本增加了这段内容，只在校记中说明，在稿本中的描写是“由此以善养虫名，屡得抚军殊宠”。这样的处理方式，遭到过不少研究者的批评。而朱其铠先生主编的藏本丛书新注本，对于《聊斋志异》所用的底本主体，稿本保存的采用稿本，没有稿本的采用铸雪斋抄本，这样做相对来说更为严谨。

　　至于对稿本脱漏的文字，校对时的取舍，新注本整理者因为有后发现的二十四卷抄本可利用，就显示出超越“三会本”的一定优势。比如《聂小倩》一则，写小倩初进宁生家，因宁生母亲忌讳其鬼的身份，不同意晚上留宿在宁家，让小倩一人游荡在野外。所以每晚，小倩临走时，总显得胆怯无奈，依依不舍。文中写到：“女起，颦蹙而欲啼，足㑌儴（惶急胆怯）而懒步，从容出门，涉阶而没。”这里，手稿本在“颦蹙而欲啼”前漏一字，“三会本”根据青柯亭刻本，添加“容”字，但新注本根据二十四卷抄本，添加“眉”字。从用字妥帖和对仗工稳角度看，选“眉”字更胜一筹，也不跟下句的“从容出门”之“容”字重复。这是“三会本”整理时受资料限制留下的小遗憾。不过，新注本在整理时，也尽量吸纳了“三会本”的成果。比如同篇中的“仆一死”，出注是：三会本《校》“疑作仆亦死”，引用这个判断，是有道理的。由此汲取前贤的长处，才能达到“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境界。

　　笔者在读弥松颐先生写的《儿女英雄传》校注后记时，看到他说对这部小说有如龚自珍所谓的“别好”，是“三十二年四校书”（1979、1987、1996、2011）。不禁想，只有参与整理校注、装帧设计的人都心怀一种“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信念，才能把这套“中国古典小说藏本”丛书打磨得如此精致，如良工琢玉般，把经典小说更美的一面奉献给读者。（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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