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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民族艺术,谱写时代赞歌
——民族管弦乐《钱塘江音画》“二改”专家修改会在浙江杭州召开
光明网讯(记者 张义文)10月13日,国家艺术基金2019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滚动资助项目民族管弦乐《钱塘江音画》“二改”专家修改会在浙江杭州召开。会上,专家围绕“一改一演”的经验成果,以及“二改”工作的重难点进行了热烈讨论,从作品的文化内涵、表现形式、整体结构、组曲命名等多个角度,为民族管弦乐《钱塘江音画》的修改建言献策。
发扬工匠精神,全面打磨提高
民族管弦乐《钱塘江音画》由浙江音乐学院作曲与指挥系教师团队创作,作品以“钱塘江”为核心题材,以民族管弦乐为载体,将钱塘江的历史与现实、自然与人文充分表现在音乐中。10月12日晚,民族管弦乐《钱塘江音画》在浙江音乐学院音乐厅进行一改后“首演”。
舞台艺术的生命在于演出,只有在演出中不断打磨修改,充分发扬工匠精神,方能打造出艺术精品。国家艺术基金滚动资助项目按照“聚焦于改、以改为主”的工作重心和“两改两演”的工作思路,7月19日上午,民族管弦乐《钱塘江音画》“一改”专家修改会在北京召开,与会专家围绕作品进行了深入讨论,指出该作品组曲的创作表达还不够清晰,过分重视风格统一,音乐张力、动静起伏以及强弱对比不足等问题。会后,主创团队对会议内容进行了认真研究、深入思考,悉心钻研专家意见,本着精益求精的态度展开对作品的打磨工作。
浙江音乐学院作曲与指挥系主任、项目负责人郭鸣介绍,主创团队对民族管弦乐《钱塘江音画》进行了全方位的修改与调整:第一首《源》作品名改为《钱塘江·源》,同时加入唢呐;第二首《云水镜》,增加留白,使曲子富有灵动性;第三首《生生不已》重点增加了二胡的旋律性片段;第四首《潮神赋》增加一些打击乐器,同时在宏观上分类并逐渐引入;第五首《哈头曲》中增加唢呐分量,并对第二部分的旋律作调整;第六首《踏歌》,对尾部的和声作出调整;最后一首《大潮》作品名改为《钱塘江·大潮》,更注重打击乐的技术展现与表演。另外,在相关曲目中由过去的协奏曲调整为主奏乐器与乐队。
丰富历史底蕴,彰显艺术品质
与会专家对民族管弦乐《钱塘江音画》的修改成效予以充分肯定。浙江省音乐家协会主席、一级作曲翁持更认为,《钱塘江音画》以钱塘江为表现对象,将其独特的文化印记、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人文内涵表达了出来。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居其宏也表示,“《钱塘江音画》将钱塘江的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双重意象表达出来,让人耳目一新”。中央民族乐团一级作曲王丹红认为,《钱塘江音画》选材很有意义,伟大的文化的背景支撑使这个作品具有时代性,体现出新时代的人文精神。
“《钱塘江音画》是一部包含了现代作曲技法,具有时代气息的民族艺术作品。”江苏省音乐家协会主席、一级演奏员朱昌耀认为,作品视角独特,布局合理,整体有气势又不乏歌唱性的委婉,颇具艺术性、观赏性、思想性。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赵塔里木提到,从作品的演出效果来看,《钱塘江音画》已初具精品雏形,比如在《大潮》中,技术手法和表达的意念、情感契合一致,具有观赏性,对民族管弦乐的创作演出具有启示意义。
从具体的创作来看,《钱塘江音画》的修改调整为作品本身赋予了更高的艺术价值和美学特色。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教授赵曦认为,“民族管弦乐《钱塘江音画》的完整性体现出‘一改’成效显著,从取材设计到音色、音响的运用,再到发展手法及结构的处理,都体现出创作团队在学术性上的一些思考和实践,并有效结合了可听性。”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唐俊乔提到,“演出让人感觉焕然一新,如《钱塘江·源》中,源是民族音乐本源潜在表达的东西,加入唢呐且整个配器加重加厚,让作品显得更加饱满更加有张力。”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尹明五指出,作品音响、音色的处理方面富有时代感,充满活力、朝气,色彩感强烈。
协调整体关系,追求完美韵律
民族管弦乐《钱塘江音画》分为七个章节,整部作品饱满突出,但难点也在于七个章节之间的协调,既要保证每一部分的艺术表达,又要兼顾作品整体的美学风格。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李景侠指出,民族管弦乐在艺术表现上,可调动的外在形式的资源较少,音、画、诗都只能通过乐队来表现,因此乐队整体的丰富性很重要。她认为,“《钱塘江音画》既然表现的是江,就不能少了水的柔,刚柔并济才是最佳的效果,目前技术的复杂性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了,需要回归朴素。”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陈冰认为,“《钱塘江音画》浓烈有余,淡雅不足。如何将中国传统的写意风格在中国音乐中体现,如何将音乐与文学、戏剧结合,如何在民族管弦乐中体现出东方美学的淡雅,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中央民族乐团党委书记、一级演出监督席强指出,《钱塘江音画》在艺术上可圈可点,但是作为一部富有民族气息、文化底蕴、表现浙江地方民族音乐风情的作品,在作品的整体结构设计上还需要再调整,要抓住民族音乐审美的焦点、核心,用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理念、风格、技法来表现中式审美特色。同时,整体布局结构要考虑到观众的审美需求,让观众喜爱我们的民族音乐。王丹红认为,《钱塘江音画》既然选择了民族管弦乐为表现载体,就应该根植于我们的传统文化,“深深挖掘我们传统文化所给予我们的东西,挖掘不是要真的进去,是为了枝繁叶茂,从中吸取养分创作出既有文化背景支撑又有时代精神的作品。”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教授郝维亚指出,现有作曲教育偏向以西方音乐理论为基础,如何为中国民族乐器创作民族管弦乐作品值得探讨。上海音乐学院科研处处长、教授钱仁平认为,民族管弦乐这样的编制是近百年参照西洋交响乐队发展起来的,它的创作难点不仅在于音高、复调,还在于配器。《钱塘江音画》作为声音的艺术,在配器上,从技艺追求角度还有很大空间。对此,李景侠也指出,创作整体上需要考虑民族乐器本身的音色特征,否则会破坏作曲家对织体的构思。在技法上,尹明五建议,“《钱塘江音画》中突然换调的情形出现了三四次,处理方式略显单一,可以适当安排调整,注意织体纵向的结合和横向的层次。”
另外,王丹红指出,《钱塘江音画》创作团队为高校教师队伍,具有很高的学术修养,因此在创作上可以大胆从学术角度上探索现代作曲技术与民族传统文化的结合。
浙江音乐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张建国在发言中对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和支持,以及与会专家务实、严谨、高效的工作作风表达了感谢。他坦言,民族管弦乐《钱塘江音画》获得国家艺术基金立项资助、滚动资助,对于学校建设和发展既是鼓励也是鞭策,并表示接下来将认真梳理与会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尽快制定“二改”计划,在演中改、改中演的过程中不断地打磨作品,努力提升作品的艺术品质,让《钱塘江音画》真正成为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精品力作。(张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