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叙事与当代精神转换

——浅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下的青年艺术创作

　　作者：太原美术馆 雷蓉蓉

　　国家艺术基金“中国艺术新视界2019”青年创作人才（美术、书法、摄影、工艺美术）作品巡展汇集展示了青年艺术家近年来表现时代精神、传承文化、弘扬正能量的美术作品，从某种意义上浓缩呈现了当下青年的创作状态与文化理想。这些青年艺术家是中华民族从改革开放走向民族复兴的亲历者，他们创作的作品反映出当代中国青年艺术家的活力与生机。从国家艺术基金对他们的资助，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对青年一代的期待，以及历史赋予他们的文化使命，同时在展览的作品中，我们也看到了青年人的创新意识：他们试图用当代艺术创作的方式与语言，激活对于民族文化、时代精神的思考，通过艺术创作的个性化语式去发掘时代命题及意义。本文试图从文化与精神的建构、个性与情感的寄寓、理想与纪实的抒发三个方面，揭示青年艺术项目中表现出的种种艺术美学形式，以及青年艺术家如何展开对大时代的深入阐释。

　　文化与精神的建构

　　国家艺术基金对青年艺术创作的资助，体现出国家在扶持艺术事业，培养艺术人才方面的立场，从展览呈现的作品来看，青年创作者也做出了积极地回应，他们正在以更加自信的心态和开放的眼光去重新审读民族文化，塑造国家形象，用中国美术的立场、眼光、身份去创作艺术作品，建构全球化背景下本土与世界的艺术走向。

　　在笔者看来，展览中有的作品审读出了这个大时代所特有的文化特质和现实观照，深刻地阐释出了民族文化的深层底蕴，有效而独特地传达出了时代精神。有些作品从地域文化出发构建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艺术表述，比如，曹峰的版画《雕梁画栋话山西》、刘庆振的水墨作品《汉字文化地域的历史踪迹之我的家乡》、王永生的版画《三晋古城祁太平》、靳瑞强的中国画《妙乐荡万载》等，这些作品从地域文化的特定角度，表达了他们对在地文化的关注，对深入解读和弘扬地方文化特色肩负起了一份责任与担当。再譬如，从民族文化出发阐释民族审美品格和特质的，有王伟的摄影《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敖鲁古雅》、霍炬的中国画《5月塔合曼的一次陈述》、张学的油画《桂西南边疆》、刘林格的版画《阳光阳光》、贾靓的中国画《惠风惠语》、胡日查的油画《蒙古族博克文化》等，这些少数民族题材的创作，不仅表现了民族地区特有的风土和人文景观，还显示了青年创作者在构筑民族文化复兴所做出的努力与探索。

　　青年艺术工作者关注国家命运、关注民族文化、关注社会未来，在他们的作品里有宏大观照，也有精微叙事，有对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的思考，也有对传统文化的寻踪与敬畏，比如毕敬虎的水彩画《丝路琵琶梦》，他所描绘的琵琶、骆驼、沙漠、西域等形象，构筑了他所要表达的文化意境和主体思想，实际上，这些在不同历史时空中的文化景观之间所形成的文化主体与意境的交叠及碰撞，是历史与现实、西域文化与民族文化在他内心所形成的某种精神震撼，继而通过视觉具象与符号的艺术转换表达出艺术主体的精神境界及文化担当。

　　这些优秀的文艺工作者和他们的艺术创作，折射时代又印证时代，面向生活又立足生活，以现代性的艺术语言去回溯与彰显传统及当代人文精神，通过文化情怀和审美格调的塑造去传递文化带来的气质与底蕴，他们对于本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探索，无疑更加明晰了中国美术的价值取向与审美趣味。

　　个性与情感的寄寓

　　苏珊·朗格说：“在我看来，每一种艺术都以不同程度的纯粹性和精巧性表现了艺术家所认识到的情感和情绪，而不是表现了艺术家本人所具有的情感和情绪；它表现的是艺术家对感觉到的事物的本质的洞察，是艺术家为自己认识到的机体的、情感的和想象的生命经验画出的图画。”[1]在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的青年艺术创作中，我们看到了诸多传达个性与情感的作品，这些作品不再局限于对个体情绪的过分关照，而是从创作者的主体视角去表现对于时代以及外部世界的个性情感，诸如通过人物、精神、场景、城市、村落、历史、故事等主题，以创作者的审美观点出发，对时代和环境做出思考与探索，画面所呈现的也不再是单纯地作为旁观者的自我抒情，而是聚焦于时代所赋予人们的生存状态与情感写照，与此同时，青年创作者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及社会责任感也显像于此。

　　比如，方赞茹的布面油画《幽暗之境》，不是强调人物精炼的形体塑造，而是强调了画面背后的精神性。一方面，作者描绘了遮蔽下的人物真实生活与心理状态，画面色调柔和，却不失冲突，虽只有一人，但根据桌上的餐具摆放又似有多人，带有强烈的精神指向，让观者将目光更进一步投射到了人物身上，体悟人物在社会化交际过程中的种种心理状态；另一方面作者在解蔽着当代生存者最真实的状态和情绪，引发每一位观者对人生的审视与省思。可以说，这件作品是感性的、直觉的，同时也是作者对生命的自我观照和情感抒发。

　　再比如，在王一如的工艺美术《私人城市》中，作者通过陶瓷粉彩独具个性的艺术语言来展现隐藏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个人命运的深刻情感，飞速发展的城市在这里被笼罩上了一层情感的色彩，线条和颜色的交织融合像是一曲作者为观者演奏的心灵独白。索炎的版画《国徽》则是通过素描这一特殊的绘画表现形式，将笔触与线条隐藏起来，突出色调与块面，强调艺术主体的精神价值，这不仅构成了作者个性表达的一部分，而且建构起了表现主体对时代的影响与意义。在王屹的油画《新农村农民精神》中，我们看到了当代新农村建设时期下充满阳光、生机与自信的农民形象，他所反映出的农民精神状态正是这个时代下巨大社会变革的印证，同时也是对这个开放的转型社会下时代缩影的情感表露。

　　青年创作者在对国家、社会、历史等主题的叙事中同样传达出了个性情感，并饱含着浓重的责任意识和社会关怀，诸如，周末的布面油画《壮志凌云·九天揽月》、赵丽珍的纸本水彩《巾帼魂》、刘煜哲的中国画《从义勇军到东北抗联》等，从中国军人的精神气质出发，传递中国精神，振奋人心。还有一些作品，站在历史的角度，再现现实，以时代背景传递情感，如蔡则可的布面油画《轨道上的“一带一路”》、宋荣耀的布面油画《峨庄古村落系列一》、崔宇的纸本设色《丝路往事》、徐娜的纸本版画《海上丝路》、王汐月的套色木刻《斑斓新丝路》等。还有的作品会让我们解读到超越传统程式的语言探索，譬如，王宽的布面油画《姿态》、陈美欢的多媒体互动《融》系列作品、石磊的水印木刻《朝花不夕拾》等，使我们看到了作者对现代艺术语言和表现媒介的再度扩展。

　　在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青年艺术项目中，青年艺术工作者通过不断探索尝试，把自己的思想触角置于时代洪流之中，汲取时代所赋予的社会现实与文化感受，在触摸心底精神影像的同时，又始终以个性的艺术语言、真切的情感感受、高度的人文关怀和深切的责任意识为内核进行艺术创作，体现了艺术在行进途中的创造性、开放性和精神性。

　　理想与纪实的抒发

　　约翰·伯格的《观看之道》为观者呈现了一个观看历史、社会、文化与伦理的新视角，使观者在观看艺术作品的同时形成反思，认识到图像不仅是多重复杂关系的集合体，而且是艺术创作者注入情感、抒发意识的产物。创作主体思想情感的真实变化和对于理想的传达，从某些方面体现在了艺术家对特定时代的纪实性表述上。艺术家对创作对象的选取都是主动的，一种是强化现实纪实，另一种则是完全的主观化选择，然而我们在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青年项目中可以看到，创作者对创作对象的选取大多介于二者之间，根植于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先捕捉纪实的场景或主题，而后进行主观化的创作，将理想与纪实融为一体，进而为图像赋予某些深层含义，在心灵与意识方面进行探讨。

　　譬如，王俊华的摄影《远去的记忆——上海老城厢建筑群记录》将在一定时期内有特色、有代表性的上海老城厢建筑群通过纪实摄影的手段记录下来，形成了能够表现那个特定时代的理想抒情性与形象纪实性的作品，既保留了城市影像，又饱含了个人情感；在邓涵的水彩《记忆与梦想》中，作者以明快通透的水彩语言，纪实性地描绘了湖北黄石工业历史建筑这一工业遗产，突出其研究与保护的重要性；张英男的摄影《指尖上的光明》，通过以独特视角真切表现盲人群体在幼年时期、青年时期、壮年时期、老年时期不同的生活状态，真实地表露出了艺术主体的思想情感，并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张一舟的岩彩《汉阳十景》，源于古诗词中对武汉景致描绘的再现，以浓郁的重彩笔触，进行了理想化的处理，其中像《凤山秋兴》溢于画面的暖色调，像《大别晚翠》那样蓝色的天空，都是通过意象色调烘托出的理想主义氛围，通过作品的抒情性与象征性展现出了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

　　由于成长环境、生命体验和现实处境的不同，我们可以看到青年艺术家在创作上呈现的各自选择。无论是钟情或关注于某一对象，还是传达精神诉求与真切情感，其实现的基础都是立足于时代背景，同时带着发现与思考的眼光，实现创作主体与艺术本体的融合。在艺术家钟情、关注或寻觅、表达的过程中，发现对象的新意义，同时让其意义在时代主题下得到延伸，在深入解读民族文化精神与品格的同时，艺术语言及表达形式也获得了更大的扩展，其中体现出青年艺术工作者鲜明的个性语式与文化理想。在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青年艺术项目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意义”及其“延伸”。

　　综上，塑造时代、为时代画像的作品是有灵魂的，是当代社会的写照，是打动人心的。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青年艺术创作人才项目不仅仅在推进当代中国艺术创作的过程中，表现出了积极开拓的锐意进取精神，更在其所资助的成果作品中看到了青年艺术工作者强烈的真情实感和使命意识，历史文化、时代精神与个体理想在扎实的艺术技法下熠熠生辉。（雷蓉蓉）

　　[1]【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滕守尧、朱疆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