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光明日报记者 王国平

　　“当前作家都在努力为时代歌唱，不过有的唱出了自己最美的声音，有的却是个‘假嗓子’。”12月19日，由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下属辽宁文学院与沈阳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新时代、新经验、新征程——辽宁文学发展论坛暨签约作家培训会”在沈阳举行。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吴玉杰这般表达自己对当下文学创作现状的感受。

　　论坛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文学批评家对改革开放40周年来文学创作成就进行了梳理，同时认为，文学如何唱出真声音、好声音，创造与新时代发展进程相匹配的新成就，真正从高原迈向高峰，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进一步深思的话题。

　　努力向上飞翔，将目光投向世界

　　“现在能够直面现实、深入人的内心、深入历史的内部空间、在叙事上勇于探索的作家还是太少了。”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季进认为，当前文学创作有一些明显短板亟待补齐。

　　在吴玉杰看来，作家创作需要一种机缘巧合，在写作的某一个瞬间，作家与生命当中可能最重要的那一个点相遇，这是令人心动的美好时刻。作家要有自己的定力，要有自己的不变，来应对外部世界的千变万化，来守住自己最具有优势的那一块园地。

　　《当代》杂志是重要的文学期刊，2019年将迎来创刊40周年。这本杂志之所以立得住，是因为它始终坚持现实主义风格，以不变应万变。在现任主编孔令燕看来，好的现实主义作品就是作家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不是刻意模仿，也不是量身定制，“在跟作家沟通时，他们经常说你们杂志需要什么样的稿子，我可以按照这个样子写。这是不成立的。言为心声，好的作品应该是有感而发，作家对这部分生活有强烈的感受，有自己独特的发现”。

　　何为独特？孔令燕说，这包括生活经历的独特，是一般人不太了解的生活，还有就是心得的独特，“大作家的作品，要比常人往前多想一步，往深处多想一步。生活细节贴着地面，但蕴含的见解和思想要有高度，要有向上飞翔的空间”。

　　好的作品最终飞向哪里？吉林大学资深教授张福贵表示，文学作品要走远，需要具备一种世界意识和人类意识。

　　“诺贝尔文学奖不管有多少偏见，不管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民族立场上，最终获奖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世界意识和人类意识，这是文学走向世界最基本的内涵。”张福贵说。

　　在他看来，好的作品致力于把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世界意识、人类意识融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表达。他举例说，不少的战争文学主题往往是单一的，甚至是单调的。而苏联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却能跨越地域、跨越时空成为经典，关键就在于这部作品既包含了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又传达出世界意识、人类意识。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清华重点考察了沈从文的创作。他说，沈从文没有写湘西之前，作为自然形态的湘西一直存在，但作为文化形态的湘西是不存在的。沈从文通过写作，构建了一个纸上的湘西，这也是一个文化的湘西、一个面向广阔世界的湘西，“这表明，地方性可以通过世界性来照亮”。

　　世界意识和人类意识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要落实到具体创作的谋篇布局之中。《十月》杂志副主编、作家宁肯表示，好作家要有一个能耐，即便是面对“旧经验”，也要写出“新感觉”。尽管写的是几年前、十几年前，甚至是几百年前发生的事，但是作家是站在当下来看待这些事的，这就要有新的观察视角和新的理念，用新感觉去把握和观照。通过这样的方式，建立起创作上的一种现代意识。

　　四川省作协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阿来认为，作家在创作时不能老是在想要为读者服务。因为读者往往是想象出来的，并不确切，没有办法精准描述，最好是干脆不想，在可能的情况下，集中精力把作品本身写好。

　　“作家在创作的道路上，总是希望遇到好的前辈作家提携，总是希望遇到有一双慧眼的好编辑，不过最关键的还是要遇到好的自己。”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杂志主编宗仁发说。

　　批评要给正在爬坡的作家助把力

　　“现在，不少作家正在像蜗牛一样爬坡，需要评论家在写作上给予更多的指点，助上一把力。”来自辽宁省盘锦市文化艺术创作室的作家张艳荣说。

　　文学要实现长足发展，批评不可缺席。不过，当前的批评生态饱受诟病。张福贵认为，现在不少的文学批评脱离文学作品本身，批评家所使用的理论和话语方式，与作家的创作和读者往往是不搭界的，“我们在用哲学式的语言表达自身的逻辑，话语方式难以被人接受。我曾经比较激烈地说过，文学理论在为哲学打小工，无法确立自身，无法真正成为作家创作的一个指引”。

　　据《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文学部主任王兆胜观察，现在有些批评家不再细读作品，而是惯于套用西方概念，无法以更高的审美标准来审视作品，又远离“智慧书写”，最终让批评成了“四不像”。

　　“作家要有胸怀，让别人来探讨自己的作品，善于聆听，哪怕是尖锐的批评声音。批评家也要设法走进作家的心里，抱着理解的心态进行学术研究。”王兆胜说，创作和批评应该是相互关照、相互作用的。

　　文学要有整体的氛围，打好“团体赛”

　　1981年，陕西一批中青年文学批评家成立“笔耕文学研究小组”。这个研究小组以自觉的文化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开创了陕西文艺批评“精诚团结、辛勤笔耕、勇于探索、甘于奉献”的全新传统，直接促成重要文学理论刊物《小说评论》的诞生。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这个研究小组，就没有后来中国文坛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也就没有今天陕西文学辉煌夺目的成就。

　　在谈及文学环境与氛围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光炜讲述了陕西文坛的一段历史。他认为，位于沈阳的《当代作家评论》杂志，是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当代文学批评阵地。这样的刊物，承担着培养中青年作家、批评家的重任。

　　“所谓培养，不是单纯地发表多少文章，而且应该通过组织论坛等方式，营造出一个文学的氛围。”程光炜说。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白烨以江苏省为例，来谈营造文学氛围的重要性，“如果说文学创作是一场体育比赛，各个省市区都来参赛。我觉得，江苏不一定能拿单打冠军，但绝对可以拿男子、女子团体冠军，就因为江苏在文学创作上群体力量非常强”。他观察，江苏的文学创作队伍，老中青不同代际的作家衔接合理，每个年龄段的重要作家都不是一两位，而是一批。并且江苏的理论批评力量颇为可观，这些批评家跟踪、关注当地作家作品，通过研究的方式推动江苏文学向前迈进。

　　“谈文学创作不能只是关注作家。产生好的作品，不光是作家的事，而是个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需要有一个整体的环境与氛围。文学创作还有一个组织和管理的问题，真正紧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做内行的事，做实在的事。”白烨说。（王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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