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为佛教起源于印度,后来才传入我国,这就让它在最基本的观念上与我国原生的传统文化有一定的差别。在佛教传入后近两千年的历史中,佛教被逐渐同化,与道家、儒家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我们今天要推荐的这部 《朱雀记》,作者要表达的核心就是我们现代人对传统佛教文化的理解。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现在已经不可考。相传东汉明帝梦见金色神人,次日询问大臣后得知那是佛陀,于是命人西行求法,最后在洛阳建立了中国第一座佛寺白马寺。不过实际上佛教的传入远比这段故事要复杂得多。最为大家所熟知的一条路线,是从印度西北部经中亚、沿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这一支就是“汉传佛教”;除此之外,佛教还从东南亚向北,传入我国华南地区,这一支被称为“南传佛教”;从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东南沿海,这一支后来被汉传佛教包容进去;从印度、尼泊尔翻越喜马拉雅山脉,传入我国西藏地区,这一支被称为“藏传佛教”。
佛教传入中国主要路线示意图——来自“七宝瑞光·中国南方佛教艺朮展”
尽管“四面开花”,又有皇帝迎奉,但佛教最初在我国并不兴盛,究其原因无外乎文化隔阂。东汉时期,儒学兴盛,佛教教义与其不兼容处甚多,难以得到儒生为主的上层知识分子青睐;而走下层路线,又显得太过深奥,拼不过具有本土文化优势的后起之秀道教。为传教故,佛教开启了一条漫长的汉化之路。僧人们一方面用汉语翻译佛经,一方面尽力调和佛教与儒学伦理的矛盾。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随王朝衰落而失去正统地位,清谈之风兴起,老庄玄学因而大盛。佛教理论本身就具有高度抽象性和思辨性,恰好应势而动。以支道林、竺法汰为代表的几位高僧,将佛教的般若(梵语“智慧”的音译)学说一脉与老庄玄学相结合,援引诸多玄学概念来解释佛教术语,又以佛教哲思为清谈打开新天地,很快打入名士阶层,广受欢迎。一时之间,“般若学(即佛学)”有六家七宗之盛,象征智慧的文殊菩萨也在这一阶段成为最受欢迎的佛教菩萨。五台山也在北魏被奉为文殊菩萨道场,皇室亲自出资营建寺院,盛极一时。唐诗有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所写的就是当时的佛教盛况。
象征“大智”的文殊菩萨借清谈之风受到欢迎的同时,另一位大菩萨则因为南北朝时期频繁的战乱苦难开始被人信仰,这就是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最早被翻译为“光世音”,后被著名佛教翻译家鸠摩罗什重译为“观世音”,简称观音。要注明的是,“观世音”并非是为了避讳“李世民”的“世”才改作“观音”的。李世民的妻子长孙皇后小名观音婢,唐以前的佛经中也有“观音”出现,可见李世民登基之前已有“观音菩萨”的说法。观世音是意译,意为观世间音声而予以救渡,这样的一位大菩萨,自然会在南北朝乱世受到欢迎。
在此,我们可以发觉,佛教传播实际上走了两条路线:一条是凭借精妙深奥的哲学理论来折服上层知识分子,姑且称为智慧路线;一条是 用慈悲救苦的悲悯情怀来吸引普罗大众,姑且称为慈悲路线。大智文殊菩萨与大悲观音菩萨恰好可以作为这两条路线的代言人。而这两条路线在传播过程中,都不断吸收中国本土文化来改造自身,使得中国佛教渐渐发展成与印佛度教截然不同的样子,演化出属于中国自己的佛教文化。
隋唐统一天下后,实行儒释道三教并举的政策,佛教因而得到了长足发展。首先是智慧路线的佛教,玄奘法师取经归来,创立唯识宗,将重逻辑思辨的佛教理论发展到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地步。与此同时,五台山的文殊菩萨道场臻至极盛,吸引了许多外国僧人前来朝拜。但物极必反,此时的佛教理论精深微妙到了极致,也繁琐到了极致,于是一股追求简朴的风气开始出现,其中的代表就是渐渐兴起的禅宗。禅宗的六祖慧能在吸取庄子的“心斋”“坐忘”“得意忘言”等理论基础上,将“禅”的概念从印度的禅定苦修转化为中国的玄妙顿悟,将繁琐的佛理思辨简化为“即心是佛”,使得禅宗成为一个最具中国思想特色的佛教派别。 慧能虽然是禅宗六祖,实乃是中国化禅宗的第一人。禅宗渐渐取代了以唯识宗为代表的一系列重义理思辨的宗派,在唐中后期成为佛教主流,晚唐五代时禅宗有五家七派之盛。
走智慧路线的佛教在随后的历朝历代均是以禅宗为主流在上层知识分子中传播,在《五灯会元》等禅宗典籍中都记载了禅宗高僧与历代名士文人的往来交际。但禅宗讲究即心是佛、不假外物,对于外在的菩萨崇拜就不如前面的各个宗派热衷了。于是对文殊菩萨的信仰渐渐降低了热度,虽然文殊菩萨依旧位列四大菩萨之首,但知名度却不及观音菩萨。
文殊菩萨壁纸
慈悲路线的佛教在唐代进入繁盛期,其代表净土宗主张念一句“阿弥陀佛”就能往生极乐净土,念一句“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就能解救现世的苦难。 信众们不需要考虑繁杂的佛理,也不需要花费专门的时间打坐参禅,只需要利用闲暇时间念几句佛号,就可以得到佛与菩萨的庇护,解决当下的苦难与死后的归宿,实在是既方便又简单。由于采取了平民化方向,慈悲路线下的弥勒信仰、观音信仰、地藏信仰、阿弥陀佛信仰在唐代都极为兴盛,普陀山的观音菩萨道场、九华山的地藏菩萨道场,都是在唐朝确立起来的。观音菩萨也正是在此时,成为了中国最著名的一位菩萨。
当然,文殊菩萨、观音菩萨他们在佛教中的意象立体多面,如文殊也讲慈悲、观音亦富智慧,把它们仅仅与某一种特质联系起来是片面的。但 这种片面恰恰是佛教在汉化过程中由中国信徒选择的结果。比如说,玄奘法师重译的《心经》被奉为经典,可里面使用的“观自在菩萨”这个叫法,却始终不如“观世音”的叫法受欢迎。因为“观自在”意为“观照万法而任运自在”,是一种极为高深的般若境界,象征着智慧。而“观世音”则象征慈着悲、救苦救难。对于广大信徒来说,高深的佛理离他们太过遥远,救渡当下的苦难才是实实在在的。因此用“观世音”的人永远比“观自在”多。
宋代以后,佛教智慧路线的代表禅宗与慈悲路线的代表净土宗趋向合流,越来越多禅净双修的僧人出现,使得社会上层与下层都可以被佛教包揽进去。因此,慈悲路线的观音菩萨成为全社会共同推崇的菩萨,智慧路线的文殊菩萨却因为禅宗讲究的“心外无佛”而名气下降。最能直白反映二者在百姓心中知名度的就是民间文学《西游记》:观音菩萨屡屡出场,文殊菩萨却只打了几次酱油。
南海鳌山的观音像
在猫腻的成名作《朱雀记》中,观音菩萨和文殊菩萨两位的形象就又与《西游记》完全不同了,这个现象背后实际上也蕴含着 网络时代人们对佛教的新态度,也是对传统佛教思想的一种反思。
《朱雀记》讲述了主角易天行从一个略具异能的拾荒少年渐渐成长为新一代弥勒的故事。随着剧情的发展,他揭露出一个波及佛道两教的巨大秘闻:如来佛祖因“有生皆苦”而入灭,并且留下后手,打算等五百年后让众生与他一同“解脱”。阿弥陀佛为了解救众生而抢先出手,把灵山诸位菩萨罗汉灭口,以免佛祖最后悟出的道理外泄;同时他命大势至菩萨联合道门天庭不断消灭灵山罗汉菩萨们的转世;观音菩萨不赞同阿弥陀佛的手段,暗中安排善财童子转世为主角,推动他拯救灵山诸菩萨罗汉,最终成为弥勒接替佛位,以消弭佛祖留下的后手。
如来佛祖、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与观音菩萨在书中都是有大慈悲的人物,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普度众生。然而吊诡的是,正是因为他们本着慈悲之心“为众生好”,才造成了极大的动荡和后患。然而他们的慈悲不是虚伪的假慈悲,而是真真切切的真慈悲。这就形成了一个极为荒诞的场面:所有人都出于好心办事,却造成了最坏的结果。此时反而需要一个不想“普度众生”、只想过自己小日子的主角出场,半推半就地拯救世界,才消弭掉这些人造成的恶果。
以《西游记》为代表的古典叙事在此崩解,传统意义上带有伟光正、救世主形象的佛祖菩萨们无法再用他们的大慈大悲、无量神通来解决问题(像是如来拯救天庭,或者西行路上孙悟空向观音求助)。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大慈大悲、神通无量,所以才把问题越搞越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