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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是一个奇妙的时代。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狂放、任性、自我和逍遥的老庄思想第一次，甚至是惟一一次在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共识中取代了严谨的、追求规则、秩序、名正言顺的儒学。在这个时代中，自我价值与自我意识得到了最大的张扬，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性第一次高过了个人的社会价值，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让位于东山高卧的隐逸之志。而在日常的生活行为中，名士们也抛却了儒家学说仪式化、繁复的行为外壳， 以直指人心的，甚至是怪诞的表达方式展现人的真实情感。这，是这个时代在思想文化和个人行为上有别于其他时代最为显著的特征。
这也是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时代，在这之前，是豪气干云、“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大汉王朝，之后不久则是威震四海、文武鼎盛的大唐王朝。但在这两个强盛的大一统王朝之间夹缝里的这个时代，更多留给人的印象，是支离破碎的历史，纷繁复杂的王朝；是痛苦屈辱的民族矛盾、怪诞的行为举止；是懦弱的君王、苟且的臣工。在谈起他时候，人们总是以一种戏谑的、带着藐视的口吻，将之视为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在史书的记录上，则更多的是五胡乱华、永嘉南渡，是清谈误国、礼崩乐坏。 这个时代似乎只是连接两个辉煌时代的桥梁，一个时常一笔带过不值一提的过往，总是被人认为是反面教材，甚至是往往被人忽略的时代。
但这个时代也有着与众不同的魅力，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侧面。在董仲舒献上“天人三策”确立了儒家独尊的地位后，经过两汉四百年的时间，在意识形态上和文化上，“礼”已经浸入了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成为共通的价值规范和行为。从日常的起居坐卧、会面致意到婚丧嫁娶、朝堂进退，乃至于基于乡党评价而进行的国家人才选拔，都是依据于儒家的道德文化标准而进行的。在这其中，有着舍身取义、立身持正的慷慨壮烈，有着百折不挠、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坚持；但也有虚伪矫饰、刻意追求名声而故作惊人之举的矫情藻饰。
而随着中央集权王朝的崩溃，特别是汉末时期的清议潮流和随之而来的党锢之祸，加之汉魏之间战乱频仍，政治斗争惨烈，面对“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巨变。当时的名士开始在思想上抛弃了以追求政治理想为宗旨的儒家思想，转向于更多关心自我的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代，伴随着政治上皇权衰落，士族专政的现象，在文化上， 继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个思想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的时代也随之降临。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思想文化一直都与政治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一体两面的共生体。早在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为的就是能够说服君主，施行自家的学术主张。无论是标榜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还是一直周游列国的孔门师徒；不管是明鬼节用、兼爱非攻的墨家子弟，还是严刑峻法的法家诸子；从本质上而言，都是服务于专制君王的思想主张，是为适应当时战乱仍频的时代特点而诞生的。之后的秦汉时代，儒家学说之所以能够取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显赫地位，也离不开王朝当权者的鼎力支持。同时，儒学也为王朝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思想支撑。如同在西汉末年的王莽时期，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儒学已然成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都认同的思想准则——普通的百姓要遵守，当官的老爷要遵守，皇帝也要遵守。即使是后来被定为谋朝篡位、窃国大盗的王莽，也是因为其在当时人眼中是遵守儒家教诲的模范榜样，才能在后来获得几乎全天下人的一致支持、逐步取代西汉王朝的。
而与魏晋时代的老庄玄学相伴随的，则是门阀士族。应该说，士族这一政治力量一直与中华文明相始终。士族的雏形，可以追溯到早期部落氏族社会。我们常说的“姓氏”中的“氏”，就是来源于部落时代，用以团结区分的存在。这一力量一直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容小觑的力量。
在尧舜禹时代的禅让制的记载中，就有接受禅让的候选人必须获得名为“四渎”的首领们的认可，而这些首领，则是自身所在的氏族的意见领袖与代表。在分封的夏商周时代，氏族力量则更是分封时的重要依据，我们完全可以从春秋时代各个诸侯国对于自身的来历和祭祀中一窥端倪。例如，征战不休的秦赵两国，都承认自己是“一祖同宗”，源流来自舜时代的“大费”：秦为大费子孙飞廉长子恶来之后，赵为飞廉的小儿子季胜之后。在同时期的表述中，“家国天下”其中的“家”就是指分封制下的大夫，是对于家族的指称。
在西汉，本来在地方上受到酷吏和迁陵政策压制的土豪阶层，随着儒学的兴盛、提倡“亲亲”的社会伦理关系，他们不但不再受到政府的压制，也没有了拆分之虞，更堂而皇之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政治资源，乃至于与儒学相结合，成为世家大族。 这时的世家大族，已经有了后来东汉、魏晋、隋唐时代的门阀士族的基本特征，即：在文化面貌上，以家传或者明晰的传授谱系下读经，甚至于有“家法读经”的现象；主要的儒学传家，在魏晋之际则开始分化，一般留在北方的旧族大姓，坚持儒学；而随着晋室南迁的一般是被称为“新出门户”的士族，基本完成了“由儒入玄”过程，以老庄玄学为文化特征。在经济上，这时的世家大族是以大庄园大地主经济为特征，尤其在皇权式微的东晋，无论是南来士族还是江东土著，甚至是道教佛教等宗教势力，几乎瓜分了当时江南地区的土地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