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毅

　　当前关于新大众文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新媒介语境与新大众主体两大维度，关于传统文化资源在其建构中的基础性作用，尚有待进一步深化认识。当然，新大众文艺并非由大众文艺自然演变而来，而是在新的技术条件下融合多元主体类型与文化资源所生成的复合型文化形态。诸如《黑神话：悟空》《哪吒》等取材并改编自神话故事的电子游戏与动画电影，在票房与口碑上取得的双重成功，提示我们有必要深入探讨神话等传统文化资源在新大众文艺作品中的存在形态及其当代表达。这些作品虽然源自人们耳熟能详的神话，却依然能够引发当代受众广泛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这不仅是新时代文艺创作优秀作品的代表，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生动例证。

　　一

　　正如新大众文艺之“新”，并不仅在于时间序列，更在于其形态与表达方式的创新。同样，神话故事也从来不是僵化的，而是处于不断演进之中的活态传统。尽管，民俗学者将神话讲述的时间定义为“发生在世界正在形成过程中的远古时代”，且“是发生于远古时代的真实可信的事情，尤其是那些与信仰和宗教仪式相结合的神话”，但神话的生命力恰恰体现在其跨越时代的传承与变异之中，即后世对神话的不断改编和演绎。

　　我们看到，电子媒介尤其是网络媒介的兴起，非但没有导致神话的消亡，反而促成了神话某种意义上的“复兴”。那些源自《山海经》《封神演义》《西游记》等经典的故事与意象，始终活跃于民间口头传统、地方戏曲、节庆仪式乃至日常交谈之中，在当代它们更通过影视、动漫、游戏等跨媒介形式，持续参与着文化记忆的建构。如果说媒介技术推动了神话在当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那么，大众的自觉接受乃至主动创造，则进一步延续并激发了神话在新时代的传播活力。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神话具有了当代性。

　　由此，神话得以从原生的历史语境中抽离，在新的文化土壤中被重新诠释并赋予当代意义。因此，我们不妨抛开概念上的争论，以更开放、更动态的视角来看待神话：既要看到其文化基因与核心母题所具有的稳定性，也要认识到它的表现形式始终随着时代语境在不断演变。将神话视为可供创造性转化的活态资源，而非凝固于远古的静态文本，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新大众文艺中的神话元素，也为探索神话在当代的转化路径提供了一种思路。

　　二

　　《封神演义》《西游记》等古代经典，如今已成为新大众文艺表现神话体系作品的重要资源。这些小说本身就源于对上古神话与民间传说的整合与再创作，具有较为完整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关系，从而为当代的再创作提供了便利的叙事基础。游戏《黑神话：悟空》、电影《封神》系列与《哪吒》系列等的广泛传播，也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这一深厚的文本传统。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在延续神话原有体系的同时，亦对其进行了大胆的重构——尤其在故事内核与价值表达层面。例如，作品虽保留了从神仙、妖魔到人类的等级秩序，却并未沿袭神话中善恶的固定预设，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神仙与妖魔的固定道德符号。与此同时，作品又在视觉呈现与细节质感上积极回归传统美学与文化符号，形成了一种融合了重构与回归的表达张力。

　　《黑神话：悟空》对《西游记》原著“修成正果”的叙事进行了彻底颠覆。故事以成佛后的孙悟空为起点，他发现西天诸佛的虚伪，毅然辞去佛位回到花果山，却仍不被天庭所容，最终在反抗中被二郎神杀死。玩家扮演的“天命人”将继承其战斗意志，踏上使其复活的征途。在游戏中，天庭与灵山不再如原著中那般神圣崇高，反而成了被质疑与反抗的对象。在故事层面进行重构的同时，作品在视觉表现上呈现出向传统文化的深度回归。创作团队历时四年，扫描了全国上百座寺庙与各类古迹，运用数字虚拟技术对古建筑进行实景级复刻，甚至有意保留了建筑损毁的角落与风化，以呈现几代人修复的痕迹。这种处理并非仅服务于画面真实感，亦非对文化符号的简单挪用与拼贴，而是通过构图与场景设计营造出具有中国韵味的意境。正是这种精神层面的当代解构与物质层面的传统回归之间的张力，赋予了作品深刻的内在矛盾与艺术感染力，同时也折射出新大众文艺在处理传统文化时所展现出的创新态度与力量。

　　《哪吒》系列电影同样如此。其形象设计、法器设定大量借鉴三星堆文物、《山海经》等传统文化元素，但对哪吒的设定，则消解了哪吒在神话演义中的叛逆形象，将封神故事中哪吒对父权（乃至其背后折射出的传统文化规定的君臣父子秩序）的颠覆，转变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个体命运抗争。这种改编，实际上将中国伦理悲剧的权力关系转变为类似西方的命运悲剧，而且这种悲剧是想象出来的——哪吒成为“魔童”并非出于天命，而是执行者偶然的疏忽。

　　在这样的回归与重构之间，神话并未被简单地颠覆或解构，而是作为活态的传统与当代创作展开了深层次的对话。

　　三

　　这些作品在视听语言上回归传统文化和古典美学，在故事情节和精神内核上进行全面重塑，目的在于最大程度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和价值观。这样的神话故事既满足了观众对文化认同与审美体验的需求，又回应了现代人对生命、价值等议题的关注。

　　不难发现，这些作品汲取了神话故事的架构体系，但不同于神话世界中的善恶分明，而是消解了种族预设的道德符号，消解了传统神话中的一些简单二元对立。将神话中拥有绝对权威的神仙降维至世俗社会中的人性，其内部可能出现腐败与不公。而妖族角色也可能拥有复杂情感与正义诉求。《哪吒》中的申公豹每日刻苦修炼勉强跻身仙界，却因妖族身份被视为异类，不禁感慨“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任凭你怎么努力也休想搬动”。这种颇为现代的阐释超越了神话本身的体系，因符合时下人们的认知而拥有了寓言色彩。

　　改编自西游故事的《浪浪山小妖怪》将镜头从取经团队的师徒四人，转向对准浪浪山不知名的四个小妖怪，他们以假冒唐僧取经这种不着边际的方式上演了一出出令人唏嘘的悲喜剧。几个毫无背景的小妖怪，试图通过一场假冒的“取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构成了对哪吒、悟空这类“英雄叙事”的一种反衬与补充，即“小人物叙事”同样充满了力量，它从另一个角度完成了对神话精神的当代续写。

　　这些成功案例表明，新大众文艺对神话资源的运用应遵循创造性转化路径：既深入传统文化宝库汲取养分，又立足于现代精神与价值观对叙事内核进行重构。在回归与重构的张力中，让古老的神话“活”在当代人的情感与思考之中，从而实现文化传承与时代创新的有机结合。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